浅析沈从文:

颂扬人性美好  深掘悲剧根源

沈从文曾言:“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都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小镇无不是山清水秀，静谧美好的。他以水为引子，配以渡船，码头，水手，以及附近的村落去构筑故事，展开故事。最熟习的，莫过于沈从文的《边城》，认识沈从文，多半从这本书开始，

那边城小镇茶峒里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结局是悲苦的，天保溺水而亡，傩送出走，那圣洁古老的白塔坍塌后有重新竖起，希望还在吗?似乎微乎其微。老人爱惜自己的孙女，一再犹疑，对于翠翠婚事的态度不定，二老与大老兄弟俩互相谦让，翠翠羞怯迷蒙，彼此担心着，为他人考虑，唯独没有考虑自己，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贵生》里的贵生内心深处早已喜欢上金凤，却迟迟不下聘，就因为听信迷信—金凤十八岁前克服，后来金凤被那地主截了去，贵生放火烧屋自杀，鸭毛伯伯却只说:“这是命。”贵生是安分守己，吃苦耐劳的，却敌不过那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的地主。《萧萧》里童养媳萧萧被花狗诱惑后生子，未被投河，和丈夫又生子，继续给儿子找童养媳的故事。这种陋习的循环往复，就如同《生死场》中，男欺女，女欺孩子，强凌弱，人命卑贱的循环一般。虽不似那般悲苦凄惨，却也深韵悲凉。《丈夫》里妻子进城在船上卖身赚钱，丈夫在家养孩子，丈夫进城后见妻子处境，心感疼痛，与妻子双双还家。从贵生的迷信拖婚，被火烧死，到为萧萧童养媳被工人花狗占去身子，怀了孕，身处窘境，再到为家庭进城卖身的妇人。沈从文不似鲁迅般言辞犀利，对旧俗陋习进行严厉鞭挞，他用着温情的笔触，书写底层民众人性的美好，老船夫，翠翠，顺顺以及其子无不是善良美好的，贵生的吃苦耐劳，萧萧的纯洁善良，妇人的勤劳体贴，也是跃然纸上。他行文的笔调是轻松的，平淡的，他冷静的叙述着一场场的悲剧，内心却是深浸悲情，隐藏着他内心沉重的同情与思考的。谈及这些，他说:“这点富于人性的姿态，我当时就很能欣赏。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我一生活下来，太熟习这些“人”的事情了。”

通过对《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湘西传统民间故事改编，将物质，战争对淳朴乡村的侵袭反映出来，强调真诚质朴爱情的弥足珍贵。作者用平淡的语调叙写《新与旧》中刽子手老兵三十年前后两次充当行刑人时不同遭遇和心理变化，人们

对“神”的敬畏的日渐消亡，《橘子》中橘子价位的虚高，革命后小镇政治结构的变化，村民们对委员既嫌恶又敬重的矛盾心理。写《乡城》里城里下乡人来，小县长为置办酒席迎接来人花钱费力，还要硬买村民的鸡，到了褒赞宣传时，却无人问津。时代变革的洪流侵入这个边远闭塞的小村落，沈从文叙写着湘西村落人与事的“变”与“不变”，淳朴民风的“存”与“不存”，对神性敬仰，村中旧俗的“破”与“不破”，他回归人性美的本质，同时探求革命，新事物正确进入村落的方式，思索如何重构被战争和政治压破后异变的民风。

在当时以文学作品偏于政治化的时代，他田园牧歌式的湘西村落故事成为众矢之的，备受批判讽刺。为何他不要赞颂革命，宣扬为革命斗争抛头颅，洒热血的激进主义思想，他在《从文自传》中这样说:“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全部懂透了。又看过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慵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犹豫孤僻不像个正常“人”的感情了。”从他少年从军入伍，辗转行伍多年。他熟习的事，有一件，便是看杀人。他在自传中平淡的写下这些话，但是那些杀人的经历，早已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看惯了战争带来的无辜生命的死亡，他压抑着悲痛，挣扎的内心，不再去提及那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死去。是内心的创伤，也是希望通人性的美重塑人间，而非兵戈相见的残忍方式。由此，我们便更可以明晓，他是在开掘人性美，却不是在构筑希腊小庙，完美桃花源，悲剧化的故事，平淡的语调，是启人深思，思考悲剧的根源，源于懦弱自守，听天由命，任人压迫而不知考虑自我，源于人们不自知却深陷其中的旧俗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