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草市街是因为聚集了柴草的交易而得名。

        “草”分为两种，一种是喂牲口的食料，一种是生火的烧材。但在我有记忆的岁月里，并未见有父亲描述的拉着成捆豆秸与干草的乡下马车进城。

        那时的街道远没有现在开阔，人少，车更少，偶尔有换破烂的摇着拨浪鼓走过，那彩色的洋茄子、白胖的花米团总是给了孩子们无尽的诱惑，鼓舞着我们各处去搜寻牙膏皮、罐头盒。

        逢秋日，总有娇俏的湖里女子，裹了艳丽的头帕，挎一柳条篮儿，走街串巷兜售湖里特产，菱米、鱼干、鸭蛋......每每这时，奶奶便会叫住她，花一毛钱，买上些煮熟了的鲜嫩菱角或是郁着湖香的莲蓬，用荷叶托着，坐在巷口，剥了给我吃。

      街道上没有幼儿园，所有的孩子入学前，要么在家里照看更小的弟、妹，要么满世界疯跑，而在于我，既没有到上学的年龄，又没有做“小保姆”的任务，但奶奶却不允许我独自各处去，更多的时候，我的小手是牵在奶奶手里的，这种被限制了的自由，的确令人沮丧，还好我总会想出办法来，溜出家门各处去走走看看，每天一点一滴的积累，也足以让我对我所成长的这条街道看的清楚。

        巷口是一家茶馆，说是茶馆，其实只是平日里为街坊们供应开水的铺子，铺子里摆放着三口乌亮的大水缸。天不亮，便有送水的轱辘车“吱扭扭”唱着曲儿，由城北关送来清冽的井水。青砖砌的炉台，一溜七八个灶眼，那长脖大肚的茶壶排排队站好，火苗随着风箱的节奏欢快的跳跃。墩在排头的的茶壶烧开了，“呼哧呼哧”冒着白汽，老板娘麻利的拎起来，将后面的茶壶依次往前提，她的脚有些跛，做起事来却极其利索，一边添煤、续水、拉风箱，一边一脚高一脚低的挪动着水壶，兼顾高门大嗓的与来打水的街坊们说笑，在我看来，真是极其的有趣。街坊们来打水，是不交现金的，而是以预先买下的，用朱笔描了印记的竹片作为凭证。夫妇俩没有孩子，巷子里的孩子都是他们的娃娃。每当掌灯时分，封了火，老板娘便会依着炉火的余温煨了地瓜或花生，高声招呼着槐树下玩耍的孩子，“瞧瞧，瞧瞧哟，看娘娘今儿个又弄了些什么？”勾得一帮馋猴子立时四下围拢来。

        逢集的日子，老板娘会在门前的槐树下，支一方桌，摆几个小凳，有乡下赶集的农人，累了、渴了，花两分钱，喝上一碗茶，坐下歇歇脚，彼此交换一下乡间的信息，而后又匆匆赶路。

      茶馆斜对面的“四平调”剧团，就坐落在奎星湖畔，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和演员们混的极熟。我喜欢看他们练功，连着七八个筋斗翻过去，面不改色，还有那个演《大闹天宫》的武生，一根金箍棒舞在手里，不见分量似的，飞旋着看不出人面，真让我惊佩的要命。

        戏园子在西街口，每逢跟着奶奶去听戏，我便会偷偷跑到后台看演员们梳妆打扮，那五色的油彩一笔笔勾描在脸上，真是好看；还有那个演樊梨花的女戏子，头上插着长长的野鸡翎，甩来甩去神气极了。若是本城的剧团演出，演员们大都是极熟识的，我便可以大摇大摆在后台穿来穿去，大家扮好了等着开场，演杨排风的淑芬姨看见我，眉目眼角都是笑，瓷娃娃来了，跟谁来的？教你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还记得不？来来来，唱几句！说着便把我抱到衣箱上，唱就唱，一段唱完，还不忘把假想中的辫子往后甩一下，大家便拍掌笑，淑芬姨笑的不行了，把我捉在怀里，亲我的脸颊，小人精呀小能能，来，姨姨给点个“馍馍花儿”，坐到梳妆镜前，用胭脂在我眉间印个朱砂记。

        戏园子对面是新华书店，可惜里面冷冷清清，几乎没有小孩看的书，只是过年的时候，我跟着小姨去选购过年画。倒是书店门前租赁连环画的小摊，很是吸引我。

      更多的时候，我只能在小巷里玩儿。巷子里住着七八户人家，没有单独的院落，整条巷子便算作“一大家子”。

        六月里天长，七八点钟才上夜影。奶奶在槐树下铺张秫秸席，我们玩热了、累了，便躺在凉席上，枕着小手掌看星星、看月姥娘，有时也会缠着奶奶“拉个呱儿”，什么“狸猫换太子”啦、“一捧雪”啦，奶奶没读过书，却会将戏文里听到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夜静了，小巷里飘散着苦艾燃烬的残香，墙角的柳叶梅依然盛开。不知何时，奶奶已将我们一个个抱到了床上。朦胧中传来谁家母亲的呼唤，奶奶必急急地撩起帘儿，“玲子在这儿呢，睡下了。”玲子妈随即放轻了声音，进得屋来，低吟浅笑着抱走小玲子；亦或是干脆不进门，只在窗下轻声道：“那我回了，奶奶您也早点歇了吧。”任由玲子在我家的大床上一觉到天亮。没有道谢的客套话，奶奶，是大家的奶奶......

      多年以后，我依然会时常怀念草市街，那里曾留下我童年和少年的足印。闭上眼睛，我仿佛看见茶馆的烟囱里冒出的缕缕青烟，耳畔依稀传来咿咿呀呀吊嗓子的声音，还有，奶奶在叫我了，呼唤着我的乳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