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个蛮有意思的学科，虽然也是个博大精深的专业，可似乎从街上随便拉个人出来就能说出一大堆相关的学问和道理来。识文断字的自不必说，可以由着自己的喜欢去看典籍，不用多，三五本书看下来自然就有了自己的主张，就算不识字，去茶楼酒肆听上几段三国演义岳飞传，对于忠奸善恶大体也有了指指点点的资本。当然，如果你既识文断字又嫌看书麻烦，也还有像某某TV和某球时报一类的良心媒体提供现成答案，它们那里不仅专家荟萃，而且全没有虚无主义的风险，所以格外安全。这样看来历史很可能是门槛最低的学科之一. 可正因为门槛太低，要想在这个人尽可亲的学科里做出些真正出色的学问来，反倒要有些非凡的本事才行。作为中国古代史的大家之一，许倬云无疑就是这样的人中龙凤。

说来惭愧，许老的书其实我只读过一本<万古江河>，所以我既不了解许老的学问也不清楚这本书算不算他的代表作。不过既然封底上有如此多名人大咖的盛赞和推荐，之于许老想必也是集大成之作。可我却觉得这书写的不好，不仅不好，而且有点糟糕，因为这本以<中国历史文化的开展与转折>为副标题的书，里面却只写了半个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另外半个则被扔进了爪哇国，好像他们从来都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一样。这当然不是因为疏忽，而是出于这本书所秉持的民族史学的特定观念, 所以我猜如果我是藏族人，蒙古人或者wewuer人，读了这本书后大约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其实和我这个土生土长, 却不在汉族之列的中国人没啥关系。

中国的历史文化真的与这些族群没有关系吗？当然不是，可<万古江河>这本书里似乎不这么看，虽然许老努力想从世界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演变，并因此打破了传统叙事中按朝代展开的历史分期，可面向世界史的宽广视野并未拓宽许老对中国文化范畴的理解，这也让书中着墨颇多的世界视角显得格外突兀，因为真正的世界视角不可能建立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过于狭隘的理解之上。

如果说对边疆地区有意无意的忽视还可以理解为对中原王朝历史文化的专注，那么对同处于中原王朝内的伊斯兰与基督教群体，他们的历史与文化同样被许老划在了万古江河之外,这就只能解释为基于特定历史观念的刻意取舍了. 与公元1世纪既已传入中原，早已成为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相比，这些同样源自外族，却在整体上没有与许老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全面融合的亚文化系统，自然入不得许老的法眼。

穆斯林大规模迁入内地一般认为发生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到今天已经有超过7个世纪的历史，其文化演变则在东西两个区域上各自展开。在更靠近汉文化核心区的东部出现了以刘智为代表的试图将伊斯兰与儒家文化融为一体的系统性尝试，而西部地区的文化脉络则更多与源自中亚的文化系统相关。到了18世纪，对中亚地区影响深远的苏菲派教团也开始影响到西北地区，新的教派不断出现，并直接引发了与清政府持续超过一个世纪的血腥冲突，这也让文化层面的融合失去了相应的政治基础。吊诡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老佛爷携光绪仓皇出逃时，御驾的守护者中却有一批在同治年间加入甘军的西北穆斯林，正是这群于朝廷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穆斯林，成了之后叱咤西北多年的马家军的起源。不过政治上的短暂一统并没有给文化融合带来更多动力，就在老佛爷和光绪驾鹤西去二十年后，以青海为中心，一场被称作依赫瓦尼的宗教复兴运动在马家军的支持下全面展开。虽以宗教为名，但在统一西北教派的努力背后，政治上的大一统或许才是这场宗教运动真正的底色。考虑到其浓厚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和来自阿拉伯半岛瓦哈比运动的文化源头，这场运动至少在文化层面进一步拉大了与儒家文明的距离。

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文明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一部分吗？对于这个问题许老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不止许老，对于当下那些喜欢穿着唐装汉服摆pose自拍的人们来说，这应该也是他们的共同观点. 在他们心中中国文明是以汉族的历史文化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任何不能主动或被动融入其中的，即使已经在中国存在了超过7个世纪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和他们心中的万古江河没有关联。在这种文化观念下成为异类的不只是伊斯兰，也包括更晚传入内地的基督教.

作为唐代三夷教(景教，拜火教，摩尼教)之一，最早传入内地的景教或许算不上基督教的合格代表，而唐代虽号称开放，对异域文明的好奇心却并非那时知识精英们的普遍特征，在这点上并不比大清朝强到哪儿去。 那时的人们甚至搞不清景教与其它夷教间的区别，这才会把原本的基督教堂称作了火神庙。公元845年，一场以灭佛为名的宗教战争将内地包括景教在内的三夷教彻底清除，被驱离内地的传教士们则在北方的蒙古高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

对于蒙古政权的轻蔑一直是民族史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万古江河>自然也不例外。这本书的目录中提到了从秦汉到明清所有重要王朝的名字，却独独用”北族统治”一词代指”元朝”，那股子深入骨髓的不屑，即使只是目录中的寥寥数语也足以给观者留下深刻印象。

对蒙古政权的蔑视当然与其征服史上习惯性的屠城和持续整个统治时期的压迫性的mz政策有关，与三百年后大清的统治相比，蒙古人显然缺乏满洲皇帝那种清晰的社会与文化融合观念，对科举制度的长期漠视也让其失去了将更多汉地精英吸收进统治集团的可能，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则让元朝成了bao秦之后中原王朝中最短命的一个。

蒙古人虽缺少统治农业王国的天赋，可如果回到许老在书中特别强调的世界史视角，回到许老努力构建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整体叙事中去的话，元代则有着其它王朝无可替代的位置，正是在这个被许多民族史家所不齿的”野蛮”政权统治下，无论陆路还是海洋上的中西贸易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史上的顶峰，由此带来的中国与世界间的文化互动也远超中国历史上除清末以外的任何时期。大批被蒙古人裹挟而来的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和东欧地区的基督徒开始在中原地区定居并逐渐融入中国社会，罗马教会也在北京建立了自己历史上第一个东方主教区。来自北非的伊本.白图泰将泉州无可比拟的繁荣介绍给了西方世界，而马可波罗那部由别人捉刀, 或许夸张但也足够精彩的游记,则成了永恒的文化经典。当然，中国基督徒扫马的西行也是这部文化大戏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可除了佛教僧侣和朝觐的穆斯林外，纵观整个古代史，也没有几个汉族旅行者的足迹可以到达中亚以西的地区，这也让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呈现出一种由西向东单方向进行的典型特征，虽然有众多梵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希腊语甚至是叙利亚语的著作被译成汉文，可在16世纪耶稣会来华前，老子和孔子的理论却从未以汉语之外的语言被介绍到河西走廊以西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说扫马的西行虽只是一场朝觐，却也让中国人的身影第一次出现在梵蒂冈城下。只可惜这次美丽却无比短暂的邂逅随着元朝的崩溃再没能延续下去，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来说，中国依旧是马可波罗口中那个遥远而富足的”契丹”，而在大多数汉人眼中，来自西方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不过是与蒙古人沆瀣一气的色目人而已, 这种观念直接导致了元末期生在泉州境内针对色目人的大tusha，6个多世纪后，又以全新的民族主义形式回响在许老的<万古江河>之中。

基督徒的下一次到来要等到元朝覆灭两百年后，虽然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努力让这个缺少一神教传统的地区学会敬仰上帝，并不惜为此穿上儒生甚至是和尚的衣服，可一场避无可避的礼仪之争还是让他们近一个半世纪的努力化为泡影。被赶出京城的传教士们再次将目光转向了长城之外的蒙古地区, 并在今天的张家口境内建立了新的传教基地，而他们留给汉人世界的，除了精巧的自鸣钟和威力巨大的红衣大炮外，怕也只有悬挂在皇城内的康熙和乾隆爷威风凛凛的肖像画了吧.这些致力于对基督教进行汉文化包装的”洋鬼子”们虽才能卓著, 可之于汉文化的影响其实和1000年前的景教徒们差不多，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而中国基督教真正的黄金时代则要等到19世纪中叶才真正到来。

与之前两次东渐不同，这一次，基督的福音伴随着大炮的轰鸣声一起在华夏大地上回响。只不过这次东来的基督教已不再是一组来自异域的，让中国人多少有点费解的奇怪信条，而是成为了一种源自西方的新型文明的载体，其传播虽以大炮开路，可其承载的文明本身却征服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心灵。也正是在这种新型文明的推动下，中国人开始反思和批判自身的古老文化，并对自身的未来开始了全新构想。站在今天的角度，这些构想或许幼稚甚至有些愚蠢，可对于那个正在被基督教和由其承载的新型文明深刻影响着的古老社会来说，无论方向和路径如何，改变本身都已经成了无法改变的选择。

基督教在传播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基督徒群体的迅速形成，每天清晨，从繁华的沿海都市到西北地区的穷乡僻壤，晨祷的钟声都会在中国大地上准时响起，而赞美诗的全球大合唱中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来自汉地的声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基督徒和他们秉持的文化已经是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

基督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吗？至少在民族史学的信奉者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本就是反对西方殖民入侵的产物，作为这种入侵的结果之一，基督教自然也和历史上由入侵的蒙古人大量引入的伊斯兰元素一样，成了无可置疑的他者。虽然这些外来宗教的信徒已经成为某些地区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他们的命运已经和这个国家无法分割，可在当下的传统文化范畴内依旧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他们的文化所能得到的，依旧只是来自万古江河们那种自吹自擂的主人与仆人式的”文化包容”罢了。

中国民族主义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但至少在上世纪30年代前并不是中国社会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在那个被源自西方的各种主义吸引并折磨着的时代里，民族主义只是思想万花筒中的一员，而且很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1924年的外蒙独立并没有在中国社会掀起多少波澜，不仅波澜不惊，甚至还得到了某些后来以民族代言人自居的重要党派的公开支持，这也让当下对于那个时代民族氛围的过度渲染显得非常可疑。

抗日战争的爆发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彻底改变了一切，也让民族主义具备了空前的重要性和吸引力，于是一跃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大体也是在那个时代中走向了自己的第一个高潮.与战争爆发前中国文化界对传统王权政体的全面批判不同，试图重建民族自信的民族史家们开始对历史上的强大帝国和一手缔造这些帝国的盛世君主们进行全面颂扬，这也给始于清末的现代启蒙投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而对那些在战争中崛起的军事强人来说，这种对王权毫无保留的歌颂则为他们一手建立起来的新型zz整体提供了合法性。 虽然建国后基于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一度夺走了民族主义的风骚，可改革开放对阶级斗争的否定则让民族主义重获新生，并在最近十年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这也让许老和他的<万古江河> -- 尤其是在年轻人中 -- 有了更加深厚的社会基础。

正因为源起于抗日战争，而这场战争又主要发生在汉文化地区，所以中国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汉文化烙印，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象征之一长城。这座宏大，却在军事上多少有点笨拙的防线自古就是汉文化地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工程，而且至少从13世纪起，它所面对的主要敌人就是来自北方的蒙古人，所以我有点好奇，好奇今天的蒙古人会如何看待这座曾经以他们为敌的城墙, 会不会发自内心的把这座矗立在他们与汉人之间的人工天堑作为自身的民族象征。

其实抗日战争爆发时也正是mg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时期，只不过他们的民族主义与汉族间并不具备一致的国家认同，所以这场战争在长城内外引发了完全不同的反响。在汉人抛头颅洒热血捍卫着自己的独立与自由时，以德王为首的mg民族主义者们则在无法从南京政府得到他们理想中的高度自治后，全面倒向了日本人。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反民族反国家的无法原谅的罪行，可如果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回到那个无论对哪个民族来说，民族意识和由此导致的独立意愿还只是刚刚觉醒的社会中，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间在国家认同上的差异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其实民族主义的核心本就是以民族利益为上，这也让德王和围绕在他身边的mg精英们毫无悔意地成为了日本人的帮凶。这种道义感的丧失与其说是德王个人的失德，倒不如说体现了民族主义本身的内在缺陷。

就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场由十三世dalaillma主导的西藏地区的近代化变革也在同步发生。这场以建立dalaillma的dc统治为目标的社会运动直接导致了与9世班禅的决裂，同时也为西藏带来了第一座自主建设的水电工程，罗布林卡昏暗的藏式宫殿第一次被电灯照亮。与德王的自治运动相似，这场发生在雪域高原上的，很可能是唯一一次由藏人主导的近代化运动同样有着清晰的离心倾向，所以当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政府修建直通尼泊尔战备公路的请求被拒绝也就毫不意外了。

中国各民族在国家层面的整合是上世纪5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这也为当时的历史学提出了全新课题。不过那时阶级斗争才是国家级的意识形态，由此制造出来的学术产品虽惨不忍睹，和许老的成就肯定没法比，可阶级本身之于民族的超越性也让新中国的史家们多少有了些跨越民族边界的动力，相比于远在美国，却依旧沉浸在传统民族史学中的许老，这些专业度极其糟糕的国内学者, 却在无意中有了更加宽广的视野. 这结果当然有些讽刺，却并非毫无意义，而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的尴尬，其原因也只能归咎于民族主义史学自身的缺陷。

无论哪个民族，其民族史学中关于民族源起与构成的理论大多禁不住推敲，不过这并不妨碍这种建立在理论沙地上的共同体观念获得强大的社会影响。民族史学的影响力与其说源自理性，不如说是依靠诉诸情感，而这种情感大多源自某个群体所要共同面对的社会危机，正因为这种危机如此强烈如此紧迫，才会让更多人对一种匆忙间构建起来的学说如此笃信，甚至当成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民族史学的价值在于为身处险境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凝神聚力的文化武器，就像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所看到的那样。可如果考虑到这场战争中对中国施以暴行的另一个族群, 他们所信奉的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万古江河的话，对民族史学本身或许就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吧。

“家国情怀”是个很打动人的说法，也是许老在公开访谈中特别喜欢谈及的话题，而历史上儒家学说的成功之处同样在于能够将王权体制的合法性与基于血缘的家庭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 随着王权体制的崩溃，这种伦理关系又在新的民族国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说教随着历史演进一起转型升级，最终被民族与国家利益至上的“家国情怀”所取代。

民族史学因危机而生，也在危机中取得了合法性，可当危机过去，当应对危机时无法避免的大一统体制得以确立下来后，民族史学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在发生转换。如果说民族史学曾经为弱者的反抗提供了必须的文化武器，那么当一种新的压迫形式以解放者的姿态全面到来后，民族史学所奉行的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很容易以”家国情怀”为名为新的压迫提供合法性, 而本就在匆忙间构建起来的漏洞百出的民族神话，其江湖地位同样需要强有力者的支持，这也为民族史学与强力者间的合谋提供了内在动力。

以”家国情怀”为纽带将自己与强力者自觉地连接起来，这既是当下万古江河们的自觉，也是他们必须去做的事情，因为不如此，不要说万古，怕是明后天就要在学术圈里混不下去了吧。当然，许老是个例外，因为他本就在国外，无需刻意迎合谁，所以我从不怀疑他对家国情怀的真诚和对战争的痛心疾首.我只是怀疑许老是否真正反思过家国情怀与残酷战争间的关系，因为八十年前发动那场残酷战争的人们，他们心中念念不忘的同样是家国情怀，同样相信自己是为了大国复兴民族崛起才会对无辜者痛下杀手。今天，当那个80年前的弱者重新崛起，以强者姿态再次回到舞台中央时，属于他们的家国情怀早已没有了往日的悲壮,他们更愿意以自信和咄咄逼人的形象示人，而支撑这种自信的同样是对民族复兴与大国崛起的渴望。

民族史学所极力构建的其实就是一部以”我们”为中心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也终将滋养出一批以”我们”为中心的年轻人.当这些年轻人成为国家栋梁时，出自他们之手的，怕也只能是一个以我们为中心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机缘巧合下忽然强大起来，那些年轻人心中无法抑制的”万古江河”也必将随之迅速膨胀，就像80年前那场战争的发动者们一样. 他们当然可以给这个古老梦想起上一个全新的名字，比如XX共同体，只不过这个以”我们”为中心的共同体很可能要靠战争与压迫才会真正的”共同”下去. 从这个角度来说许倬云之殇其实也是这个正在强大起来的国家之殇, 而说到那个离开baoli就再也共同不下去了的共同体嘛，怕是与许老心中那个生生不息的万古江河早就离着十万八千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