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伯夷列传》时，司马迁提出了两个问题，也是现在的我时常有的困扰：
“伯夷是否有怨？天道是否与善？这是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所提出的两大疑问。伯夷以让国而逃始，却以饿死首阳终，故启人疑伯夷之有怨，惑天道之不与。太史公的文字也写得信信疑疑、是是否否，好像不得其意。其实，文字虽波澜起伏，义理却层次显明。
司马迁在发此两大疑问后，已引孔子之言解答：“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伯夷积仁洁行而饿死，颜渊好学屡空而早夭，盗跖日杀不辜竟以寿终，使人不能无疑于道之聩聩。故世俗不能不以积仁洁行而遇祸灾而饿死为“其轻若此”，以专行不义而逸乐富厚而寿终为“其重若此”，而思去轻就重。但君子特立独行，“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故司马迁又引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之言，而说“举世混浊，清士乃见”，这是道不同，各从其志之故。世俗之人所以知有轻有重者，是因为有“计算心”。以利计算，故有轻重，而思避轻就重。但君子怀刑（型）不怀惠；不怀利心，故无所计算，唯义所适，义无所逃。所以君子不但明其道不计其功，而且不计其害，故天道或许有祸善福淫者，君子却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行为，非必不知，而是不顾，“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而所以能独行不顾者，是因为“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缘故。这就是伯夷。故司马迁于伯夷之怨否、天道之与否，先暂且不直接作答，而直接以伯夷之志之道来解。以世俗之心度之，则有怨与不怨、与或不与；但以伯夷之“义”观之，则根本不知有此。
那么，天道究竟是常与善人还是不与善人呢？曰：天道难知，而人道可期，似不与而仍与也。世俗之论天道，都以当身的富贵寿考论，这未免浅薄。程子说：“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窥测？如曰：‘颜为何而夭？跖为何而寿？’此皆指一人计较天理，非知天也。”伯夷虽及身无福寿之报，但求仁得仁，已遂其志；死后又得孔子之表扬而名益彰，其心其志得显扬于后世。这岂不是天道终与善人吗？要了解这层意思，还须先明白古人对于“名”的重视。《孝经》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也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君子若能以三不朽立名，垂于后世，则是显己扬亲，为孝之大者。伯夷当时不荣，采薇饿死，这好像是天道之不与善人，但死后终享大名，垂诸久远，天道岂果聩聩乎！”
----摘自阮芝生 《史记的读法》
我的疑惑：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并不是为了名垂青史，而是为了正自己的名节，世人为了歌颂这种名节而发扬了天道。如果伯夷叔齐知道后世对自己如此的褒扬，是会会心还是逃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