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2 月 28 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依规对余华英执行死刑。
众多关注此案的民众心中思绪万千，一方面为正义得以彰显而深感欣慰，另一方面又对那些遭受余华英拐卖的儿童及其家庭所历经的无尽苦难满怀悲恸。
罪恶轨迹：从亲儿交易到拐卖狂潮
余华英，1963 年出生于云南。
她的人生，本应如大多数人一般，沿着平凡之路前行。然而，在 21 岁那年，她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并育有一女后，生活轨迹开始严重偏离正轨。
之后，她与龚显良同居，在经济困窘与道德滑坡的双重因素驱使下，做出了令人发指的行径 —— 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卖掉，换取了五千元不义之财。而这，仅仅是她罪恶生涯的开端。
从 1993 年至 2003 年这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余华英伙同龚显良、王加文等人，在贵州、重庆、云南等地四处流窜作案。
他们的作案手段繁杂且极为狡诈：分工明确细致，有着固定的拐卖路线；专门挑选特定人群下手，甚至利用自己的女儿接近被拐儿童；设置 “诱饵” 诱拐孩子，一旦得手便迅速逃离，还故意不收拾行李以制造假象，专挑 4 至 7 岁的儿童作为目标。
在此期间，他们先后拐卖儿童达十七名之多，致使一个个原本幸福和谐的家庭瞬间支离破碎。
艰难追凶：正义或许迟到，但从未缺席
2004 年，余华英和王加文在云南再度拐卖两名儿童后被警方抓获。
然而，当时两人均刻意隐瞒真实身份，最终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
2022 年，被余华英拐卖的女孩杨妞花成功寻亲后，积极主动协助警方，成为抓捕余华英的关键突破口。
同年 6 月，余华英被重庆警方成功抓捕归案，一年后，王加文也被云南警方缉拿。
2023 年 9 月 18 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拐卖儿童罪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余华英随即提出上诉。
2024 年 10 月 11 日，案件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余华英被控拐卖儿童的人数从 11 人增加至 17 人。
2024 年 10 月 25 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判定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处其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再次表示上诉。
2024 年 12 月 19 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当庭作出裁定，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此裁定为终审裁定。
受害者之殇：伤痛烙印，难以磨灭
杨妞花，被拐时年仅 5 岁，却对当时被拐的场景记忆犹新。
直至 2021 年，31 岁的她通过在网上发布寻亲视频，次日便成功联系上家人。与家人团聚后，她毅然决然报案，誓要找到人贩子，为自己和其他受害者讨回公道。
谌江海，被余华英拐走时还是孩童。初中尚未毕业便辍学的他，只能前往工地从事小工等苦力活以维持生计。
在他心中，余华英是痛苦的根源，给其一生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造就了他孤僻内向的性格。直至 2024 年 3 月，谌江海才终于找到亲生父母。
1996 年 7 月 2 日，余华英在贵州都匀长途客运站附近将胡兆周的一对儿女骗走。
此后，胡兆周为了寻找孩子，跑遍全国各地，家中积蓄很快便消耗殆尽。稍有积蓄后，他便又踏上寻子之路，就这样苦苦寻觅了 27 年。
直至余华英案告破，他才得以与子女相见。
社会反思：儿童保护，任重道远
余华英被执行死刑，是对其罪恶行径的最终审判，也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一种慰藉。
人贩子的存在，不仅是对个体家庭的毁灭性打击，更是对整个社会公序良俗的严重破坏。
余华英被执行死刑，只是一个案件的终结，绝不是儿童保护工作的终点。
我们期望通过此类案例，唤起全社会对儿童安全与成长的更多关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健康、快乐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让 “人贩子” 成为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词汇，彻底从现实生活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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