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跑，奶奶一直追，追一小段停下来喘几口粗气：“你别跑啊，奶奶追不上。”我还是不停地跑，我在外面玩泥巴，玩到很晚，衣服也脏了，怕奶奶打我。奶奶又追了一段，破黑布鞋子上沾满了黄泥，她停下来，带着哭腔：“孩子，听话，别让奶奶难过。”我回头望奶奶，她蹲在黄泥地里，双手拍打着大腿。那天天色很黑，我不知道奶奶有没有哭，如果哭了，那应该是我唯一一次惹她哭了。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对这件事情记得格外清楚。

奶奶经常穿一件纯蓝小布衫，黑色的宽腿裤，腰间系一根蓝色小布条，黑布鞋走在青石板路上不发出一点儿声音。我操着一双塑料凉鞋咯吱咯吱地跑，把青石板踩的左翘右陷。

“婆婆，我想吃麻辣。”

“这大热天的吃什么麻辣？婆婆带你吃冰棍，夏天吃冰棍儿，冬天吃火腿，这样才好哩！”

奶奶从腰间翻出一个白色塑料袋，从里面摸出来两毛钱递给小商贩，拿了冰棍撕开塑料袋把小棍子那头递给我。我对着冰棍头哈气，冰棍便冒出白雾，奶奶隔着白雾对我笑。

但是最好吃的还是奶奶做的豆腐脑。前一晚把黄豆用水浸泡，等到黄豆泡成透黄透黄的样子，用大水勺舀一点水倒在石磨上，再放一把黄豆，把石磨转两圈，又舀一点水，放一把黄豆，浅白带微黄的豆浆就从石磨缝隙间流出来，滑进木桶里。之后加上热水保温，一会儿奶奶就架起一个水平的木十字架，把一块白纱布四个角挂在十字架上做成一个布漏。从木桶里舀起来一大勺子热气腾腾的豆浆倒进布漏中，两手紧握着十字架摇晃起来，蒸汽把整个厨房熏得湿润润，像蒸桑拿一样舒服。滤掉豆渣之后，起一口大锅，盛上甘甜的井水，往炉腔里添进柴火，风箱被抽拉地呼呼作响，锅里面的水就扑腾扑腾地翻滚起来，然后把滤好的热豆浆冲入大锅中，这叫烧浆。再把先前调制好的石膏水点进煮好的豆浆里，搅拌均匀，这叫点浆。等豆浆冷却下来，舀去上面的浮沫，下面凝结的软塌塌滑嫩嫩的白色固体就是豆腐脑了，这都是凌晨干的活。

一大早，奶奶就挑着两桶豆腐脑出去吆喝：“新鲜好吃的豆腐脑哦！”奶奶在村里的名声很好，所以很多人都愿意买她的豆腐脑。有时候能在村子里碰见奶奶，她招招手叫我过去，一边拿出一个青花瓷碗，一边用平底勺戳两勺豆腐脑，浇上卤汁，倒点辣椒油和酱油，再加入豆豉、蒜泥、花椒，最后撒点葱花，一碗香辣甜滑的豆腐脑就做好了。每次吃完，我都要用舌头舔一圈碗沿，再把碗还给奶奶。奶奶总是又乐又气：“看你这吃相，生怕别人抢了你的似的。”

奶奶信佛，每天都会拜菩萨，遇见乞讨的也会把自己本不多的几个碎钱施舍一点给乞丐，这一点也在日后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记得我们家办酒席的时候有一个叫阿宽的乞丐来门口讨饭吃，叔婶们要赶走他，是我奶奶执意留他下来吃了碗饭。走之前奶奶拉住他，又给他塞了两个馒头，阿宽突然间泪水就涌了出来：“我落魄至今，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过，阿姨，你把名字报与我，我将来一定来的答谢。”奶奶是这么回应他的：“后生啊，我不要你答谢我，只要你今后好好过就行了。”那天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有一片祥云遮住了太阳，几十束金光从云的四周溢散出来，我头一次有一种神圣的感觉。

初中的时候，我开始有点叛逆，对什么事好像都不在乎，奶奶就是在那时候生的病。结肠癌晚期，我那个时候只知道奶奶生病行动不便，要修养一阵子，根本不知道这种病是很难根治的。生病之后，奶奶就经常坐在门口院子的躺椅上晒太阳，她瘦瘪的身子，虚弱的呼吸和枯黄的脸色都透露着一种死亡的气息，而我是无法察觉得到的。终于有一天，妈妈急忙从学校把我叫出来，拉着我快步奔回家。她在奶奶房间门口对我说：“快进去，再看你婆婆最后一眼。”从她严肃的口吻中，我终于得出了这个信息：婆婆快要走了。我来到婆婆的床边，她已经没有力气抬起手来抚摸我的脸。我像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被安排到一场完全不知情的戏剧表演中来，紧张不安又不知所措。

“至亲离去的那一瞬间通常不会使人感到悲伤，而真正会让你感到悲痛的是打开冰箱的那半盒牛奶、那窗台上随风微曳的绿箩、那安静折叠在床上的绒被，还有那深夜里洗衣机传来的阵阵喧哗。”这句话说得真好，那天我没有掉眼泪，好像日子还是正常地一天天过去了。妈妈问我想不想奶奶，我心里没有什么感觉，嘴里却说：“想。”

在某个寂静的深夜里，我爬起床经过厨房后门去小便，看到角落里堆着的那个石磨，突然就想起那个吊着布漏的十字架、“呜呜”作响的风箱、夏天的冰棍和冬天的火腿，那个包着零钱的白色塑料袋，还有豆豉葱香的豆腐脑。这些东西一股脑的拥过来，我突然被击中，两行温热的眼泪就从眼眶里流下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的池塘渐渐变得污浊，也没有人用搓衣杆在石板上捶打衣服，没有人在村里吆喝买豆腐，连乞丐都不再来村里。年前上坟扫墓的时候，一个老爷爷拄着拐杖迎面走来，上了路旁那辆黑色轿车，我发现奶奶的墓前多了一束天堂鸟，我想，奶奶一定是去了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