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仲夏，日头把黄土烤出龟裂的纹路，像老人干枯的手背，连风掠过玉米地，都带着股灼人的热气。
我们几个知青正跟着社员们在山坡上薅玉米，锄头起落间，惊起几只青褐色的蚂蚱，扑棱棱地消失在了稀疏的玉米杆叶间。
就在这时，村口传来撕心裂肺的呼喊：“拐喽拐喽！瞄岗上的娃娃掉到河头去喽！”那声音带着哭腔，颤得人心头发紧，整个山村顿时炸开了锅。
人们扔下锄头就往河边跑。我夹在人群中，赤脚踩在烫人的土路上，翻过那道不高的小山岗。
严桥河边已经聚集了黑压压一片人，十几条壮汉拿着长长的竹竿，在浑黄的急流中来回探寻。河水因昨夜的暴雨涨了不少，湍急的水流裹挟着枯枝败叶，打着旋儿向下游奔去。
在嘈杂的议论声中，我渐渐拼凑出事情的原委：我们王家村的一男一女两个小学生，从这座漫水的小石桥上失足落水。说是桥，其实就是在石墩上铺了一米宽的几块石板，没遮边没栏。据说他们在桥头徘徊了许久，终究还是携手上桥——赶去对岸的公社小学上课。
搜寻持续了两个小时，汗水混着河水从汉子们古铜色的脊背上淌下。有人不住地看天，仿佛在询问什么，众人的心渐渐沉闷。
就在这时，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婆突然出现在人群中。她像是从河雾里走出来似的，穿一身黑布衣裳，衣袂在河风里飘摇。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拐杖指向下游的河弯处——那里有一株百年麻柳树，浓密的树荫下，河水泛着幽暗的光。
果然，在那麻柳树下的深水坨里，人们找到了两个孩子。他们的手还紧紧攥在一起，仿佛相约去远行。
待大家回过神来，想起要谢那位指点方向的老太婆时，她早已不见踪影。人们面面相觑，谁也不认识她。
第二天，严桥河沿岸三里八乡便传开了，说这是河神又来收童男童女了。老辈人说，上一次这样的事，已经是二十多年前了，也是在那个深水坨里。
那颗麻柳树见过太多的事情。
出事的王家村的人们可没心思沉浸在传说中。支部书记敲响了村头的的铁钟：“咱们自己建个小学！”
校址选在青龙生产队的仓库。一时半会找不到桌椅，百十号人便浩浩荡荡地赶往公社小学去借。学校里空无一人，大家二话不说就开始搬桌椅，连借条都省了。
干部和村民们商定了三个老师：村里的退休老先生、前几年的初中毕业生，再一个就是我。村里小学生不多，但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我们三人各负责两个年级的全部课程，采用复式班教学。
我负责五、六年级。孩子们按年级分坐在教室两边，我先让六年级的孩子写作业，然后转身给五年级的孩子上课，时不时的用眼角余光瞟着另一边；半小时后再调换过来。
体育课就合在一起上，仓库侧墙钉上一个篮球网圈，用来练习投篮，仓库前的空地上可以跳绳、踢毽子，同学们玩得很开心。
在仓库教室里上课的那些日子，阳光会从瓦片的缝隙漏进来，在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下午放学后，有时批改作业到一半，我会不自觉地抬头，仿佛又看见那两个孩子手牵手走在石桥上的身影。这时我便更加用力地攥紧蘸水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让“仓库小学”的孩子不输给公社小学的学生。这时我仿佛会听见孩子们的铅笔在本子上沙沙游走，那声音轻柔得像河水在远处絮语。
几十年后，我重回故地。严桥河上早已架起能跑汽车的大桥，当年的王家村小学也早已合并消失。
河边闲坐的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笑着朝我喊： “王老师！”我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这位当年爱捣蛋的调皮学生。他眼角深刻皱纹，突然让我看见严桥河四十余年的波光。我们相视大笑，笑声惊起了河边芦苇丛中的水鸟。
夕阳西下时，整个山谷弥漫着橘色的暖光。老麻柳树还在河弯处守着，而当年我和孩子们一起栽下的梨树，如今已亭亭如盖，洁白的花瓣在晚风中簌簌落下，轻轻覆盖着那些再也不会长大的童年。
树影婆娑间，我仿佛又看见那些挎着布书包的小身影——他们从麻柳树的幽暗里走来，穿过梨花织就的光阴，清脆的读书声在山谷里荡起细细的涟漪，一圈，又一圈，扩散成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