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史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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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日文化交流的兴盛
第一节 遣隋、唐使与吸收中国文化
唐大和尚
留唐学问僧于天平七年(735)归国时带回《开元释教录》所收入的五千余卷大藏经。翌年在皇后宫职的写经所开始写《光明皇后御愿经》。其后，还有留唐学问僧最澄和空海，都对日本文化做出各自的贡献。最澄(一说永忠)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回国时，带回了唐代的茶文化，并花了多年工夫培育成功从唐带回国的茶种，而且学习和活用唐人吃茶的习惯。当嵯峨天皇行幸其寺院时，他亲手煎茶奉献。天皇为唐茶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兴高采烈地咏起诗来，尽享吃茶的快乐。空海回国后则深受嗟峨天皇的宠爱，应诗坛的要求，以《文心雕龙》为鉴，将《唐朝新定诗格》 《诗格》《诗髓脑》《诗议》等诗学著作，排比编纂了六朝唐代诗论集《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它详尽地引用《诗经》序的“动”“感”作用之后，主张诗的价值是“经理邦国”，并强调：“诗本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这是学习中国诗赋和诗学的结晶。在汉文方面，他突破此前流行的华丽的骈文体而走向趋于自然表现的散文体，开拓了文章的新路径。
当时中日文化交流中值得一提的一项重大事件是：我国高僧鉴真应日僧之邀，赴日弘法。由于中国国内反对鉴真赴日者的阻挠和海难等原因，鉴真经历磨难5次东渡失败，双目失明，矢志不渝，最终于第6次从扬州出发抵达目的地，先在东大寺设坛传授戒律，后创建唐招提寺，弘布佛法，并不遗余力地传播建筑、雕塑、绘画、书法诸艺术和医药知识，对于奈良时代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留唐僧淡海三船归国后，受唐代鉴真大和尚功德的感化，撰写了第一部长篇汉文传记《唐大和尚东征传》，叙述了鉴真这段赴日传播中国文化的感人故事，尤其是对鉴真遇海难的描写，颇富文学性。可以说，这也是一篇优秀的纪行文，显示了作者出众的汉文表现力。书末还作题为《初谒大和上》的汉诗二首并附序，还附载了当时的鉴真弟子、官人和唐使高鹤林等悼念鉴真的汉诗。这是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不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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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所用
这个时期，日本和唐朝双方的交流和往来，趋于双向，而且气氛相当热烈。
大宝元年(701)第六次遣唐使栗田真人，唐人十分称赞他的仪容，由此称其代表的日本国为“东海君子国”。可以说，日本派出遣唐使以及加强中日交往以后，加深互信，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影响就更大、更显著、更积极了。
概括地说，上古日本与中国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主要从吸收中国物质文明开始，比如，学习中国农耕技术，引进陶工、鞍工、画工、织锦工、缝衣工等，以获得大陆先进的生产技能及优秀工艺的成果。到了飞鸟、奈良文化时代，就进入以吸收精神文明为中心的新阶段。首先，借鉴隋、唐的律法制度。其次，学习以佛、儒为中心的中国宗教、艺术和学问。也就是说，是时，日本全面摄取中华文化精神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革新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且是为了创造和发展自身的精神文化。日本古代文化吸收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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