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开始,全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都比前一年减少了100万到200万,这些缺失的儿童正是幼儿园生源的来源之一。虽然幼儿园的招生难题并非完全由出生率下降所导致,但学前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当以及人口结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两年前,孩子们还在追着大人跑,而现在情况却发生了逆转。目前各地的幼儿园已经开始面临着严峻的招生难题,预计今年的生源可能会进一步减少。
随着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学前教育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从去年三月起,各地就开始感受到幼儿园招生的困难。往年三月到八月,普通幼儿园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咨询和报名电话,很多家长还要为孩子排队等位。然而到了2022年,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六年前,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口堆积效应在短时间内已经得到了释放。虽然在2016年有短暂的生育高峰,但自2017年以来,全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从1723万人降至2022年的956万人,首次跌破了1000万人,甚至还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2000多万的新生人口的一半。
从2017年开始,全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都比前一年减少了100万到200万,这些缺失的儿童正是幼儿园“丢失的生源”,这一现实反映了生育率下降对社会的影响。三年疫情后,当儿童数量逐步减少,面临困境的幼儿园又该如何面对?
随着入学困难的挑战,幼儿园之间也出现了“赤裸裸的斗争和竞争”。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私立幼儿园,也发生在曾经需求量很大的公立幼儿园。几位受访的幼儿园校长认为,从今年开始,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一位幼儿园校长提到,在去年的招生过程中,他发现一些私立幼儿园甚至将家长“派遣”到其他幼儿园来抢生源。“例如,如果一位家长可以通过推出优惠政策从另一所幼儿园带几个孩子,并相应地降低学费,那么该家长会以寻求建议的名义说服其他家长将孩子带到附近的幼儿园。”她所在幼儿园的学生就这样被“引诱”走了。
据介绍,更大的竞争压力来自于公立幼儿园。最初,北京的大多数公立幼儿园都有严格的入学资格,通常需要北京户口。然而,从去年开始,公立幼儿园降低了入学门槛,不仅没有户口要求,甚至没有“四证”(就业证明、居住证明、家庭户口和北京居住证)。“这么多家长支付了我们的注册费,但最终被公立幼儿园挖走了。”
去年,公立幼儿园已经“补了好几轮”空缺,这让这位幼儿园校长感到无奈。“他们一填补空缺,我们就失去了两个孩子,然后三个孩子就被他们带走了。”最终,人们发现,60多名打算进入她的幼儿园的孩子被“抢走”了。她还注意到,私立幼儿园离公立幼儿园越近,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她与附近的另一位私立幼儿园园长进行了沟通,园长表示,早在2021,他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学生被带走的情况。
大多数民办幼儿园在2021年和2022年开始面临着招生难的问题,而一些公办幼儿园也出现了招生不足的情况。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地区表现不同,在北京的房山等京郊地带以及丰台、朝阳等区域比较明显。以朝阳区为例,在2021年8月接近开学季的时候,朝阳区的入园登记报名服务平台显示,仍有136家幼儿园存在富余的学位,其中一些幼儿园的学位还剩余上百个。这些未招满的幼儿园包括了民办和公办的,每月的收费范围从600元到2.8万元不等。在东城和西城,老牌优质公办幼儿园较为集中,成为了家长们争相报名的首选。
2019年4月28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指出,中国出生人口自2018年开始大幅下降,新生人口数比上年减少了200万人。在2017年,在园总人数为4600.14万人,按照人口出生趋势,从2021年开始,即使全国适龄幼儿百分之百入园,总在园人数也不会超过4500万人。因此,学前教育会比预期更早迎来供需逆转的拐点。
为了争夺学生资源,不论是民办还是公办,都会采取各种方法。除了让家长“打前锋”,一些幼儿园还请专业咨询公司设计“打败对手”的招生方案,园长们也会亲自进行直播宣传,同时许多幼儿园也会开设各种“特色课程”,如冰球、马术、艺术等,来吸引家长们。但是一些课程会单独收费,导致市场非常混乱,很多家长会询问为什么其他幼儿园有这种课程,而自己的幼儿园没有。
在这种推崇"卷课程"的背景下,教育部在2018年7月发布了《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禁止幼儿园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但由于需要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竞争力,许多的幼儿园不得不私下免费开设英语、艺术类课程。
这种招生套路不仅出现在一线城市北京,就连普通三四线城市的各幼儿园也面临激烈的生源竞争。据一位山东某地的幼教从业者透露,当地幼儿园最近都在疯狂地为招生做宣传,报名可以送各种特色课程和体智能课程。民办幼儿园则打价格战,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是1120元/月,现在则推出了各种口号,如“交100元顶300元,交200元顶1000元”。
这位幼教从业者说,接下来最关键的是吸引周边幼儿园的孩子过来就读。他会引导当地幼儿园采用商业模式,例如让家长或老师成为幼儿园的合伙人。这样一来,家长和幼儿园就形成了永久的利益共同体。我们鼓励幼儿园成立招生团队,只要能够想出各种方法把其他幼儿园的孩子吸引过来,就能轻松赚钱,这就像售楼处的销售员一样。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已经进入了少子化时代,面临着类似中国当下的问题。在2003年,日本出生率降至1.29‰,远远低于原计划2007年才达到的谷底水平。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的比较心理学教授唐泽麻由美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日本幼儿园的延续与变化》中指出,这种出生率下降对幼儿园的影响之一是课程的扭曲。为了迎合那些渴望孩子在学业上有所成就的紧张父母,幼儿园不得不增加一些所谓的“时髦课程”,比如英语、计算机、网球和游泳等,以吸引他们的关注。
与此同时,日本幼儿园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对潜在“客户”的需求更加敏感。然而,大多数日本学前教育专家都认为,这种竞争对课程的影响是一种“不良的压力”,导致学前教育屈从于家长的需求,忽视了真正有帮助的教育方法。在激烈竞争中,那些拥有丰富的课程经验和充满爱心的幼儿园园长往往会输给那些更具商业头脑的园长。
多位专家指出,幼儿园招生难的问题在部分地区并非仅仅由出生率下降所导致,与学前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人口结构变动的不匹配也密切相关。在幼儿园从扩张到萎缩的短短五年内,教育部等四部门于2017年5月颁布了“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首次提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要达到80%左右的目标,并于2018年11月进一步要求“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偏低的省份,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到50%”。自此,全国幼儿园的办园结构开始正式调整。为实现“5080”目标,各地纷纷加大公办园建设力度。此外,国家还相继出台了两个配套政策:规定小区配套幼儿园必须办成公办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以及将学前三年毛入园率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0%和公办园占比50%三个指标列入了地方政府的考核与问责体系中。
各地区应该根据自身人口发展趋势和实际入园需求做出实事求是的决策,包括建园或合并等措施。这样可以避免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对幼儿园进行管理。然而,随着生源减少,普惠性民办园可能会成为首批被关停的对象。当前,中国的幼儿园主要分为三类,即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园。普惠性民办园的概念早在2010年就已经提出。当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提出要积极扶持“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自2017年以来,大量民办园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转变为普惠性民办园以满足80%普惠率指标要求。普惠性民办园虽属于民办,但其收费却是普惠性质。例如,在北京,多数普惠性民办园生均每月保教费为750元,与同级别公办园收费一致;青岛规定普惠性民办园保教费最高不得超过同级公办园收费的两倍。相应地,政府会予以生均补贴和房租减免,比如北京的补贴为生均1000元/月。
对普惠性民办园,一些人形容其“民办与普惠组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具内在张力感与矛盾性的概念。”然而,在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这种张力进一步加剧。采访中,多位幼儿园园长反映,即使在“补贴天花板”的北京,大多数普惠民办园仍难以盈利,其生均不足2000元/月的保教费和补贴已经成为幼儿园的全部收入,其中70%以上需要支付给教职工工资。为尽可能地节约成本,幼儿园想出了各种办法,例如将配班老师换成实习生、取消原有的特色课程以及减少玩具开支等。
在幼儿园“转普”之前,一般幼儿园每月收取近7000元的生均费用,其中有些老师每年能够获得1000元的加薪机会,但现在因为工资过低,该幼儿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教师招聘难题。如今,新招的普惠性民办园教师大多是来自外地的大专和本科生,导致教师的质量下降,并且流动性很大。
如果普惠性民办园质量下降,生源将变得更加稀缺,从而进一步增加招生困难,导致形成恶性循环。她推测,首批倒闭的幼儿园可能会是政府在要求下匆忙“转普”,同时受政策影响较大的普惠性民办园以及一些教育质量不高、区域设置不合理的营利性民办园。在这些首当其冲的普惠性民办园中,背靠集团的幼儿园相对而言抗风险能力会更强,相对来说更容易承受压力。
实际上,幼儿园倒闭的第一轮浪潮已经到来了。”她说,今年“可能是最好的一年”,以后的情况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从去年开始,幼儿园转让一批桌椅板凳的消息在幼儿园园长群中屡见不鲜。虽然许多园长仍在挣扎,但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此外,随着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最危急的幼儿园不再是北京、上海、济南等一线、二线城市,而是集中在四五线城市。
在香港,由于出生率下跌,幼儿园关停和裁员的浪潮已经到来。特区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香港出生人数仅为3.25万,死亡人数却达到6.21万,自2021年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后,香港的出生率持续下降,导致幼儿园的学生流失率加剧。根据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的调查,235所幼儿园中,每所幼儿园平均有13%至27%的学生流失,超过70%的幼儿园陷入财政困难,有10%的幼儿园表示可能在未来两年内停办。
截至2022年10月,香港共有20所幼儿园已关闭。教联会调查还发现,超过50%的幼儿园计划裁减教师。面对这种情况,王莉认为,普惠性民办园的补贴模式不可持续,必须通过提供特色课程和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来面向市场。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柳倩指出,普惠性民办园的产生是为了填补公办园普惠学位的不足,但随着出生率下降,学前教育的格局也需要动态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要进一步理顺。多位幼儿园园长认为,未来幼儿园的市场将进一步分化,公办和民办的角色和定位将更加明确,公办园将作为“托底”机构,而民办园则提供差异化服务。普惠性民办园将逐渐向公办和高端民办园发展。
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出台一份详细的托育政策,明确有关收费等方面的参考标准。目前,各地在此方面的探索仍然较为主导。柳倩指出:“我们必须避免走与幼儿园相似的弯路,应该尽快明确托育机构的性质。”此外,托育教师的专业性和综合素养要求很高。在国内,还缺乏一套完整的系统性的托育教师培训机制,这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单纯地依靠学前教育进行人口服务是相对困难的,特别是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因此,在中国的学前教育政策中,需要结合生育、托育、家庭福利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实现长期和全面的综合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