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中国在帝国时代即有法律又重道德，似乎早早就实现了“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然而，这是一种错觉。

    许多人认为帝国实行的是“人治”，即皇帝的一人政治。事实上，人治只能适用于某些特殊的情景，比如小国寡民或生死存亡之时，将一个诺大的帝国全系与一人身上，既不可行，也不可取，要求保障帝国的正常运行，非法律不可。

    帝国应该有法，也确实有法，它有法条，有法官，有法庭，还有关于法的学说，俨然一副“依法治国”的模样，这是否说明帝国是法治呢？答案明显是否定的。帝国的“法”非法治的“法”，前者虽然规定了作奸犯科该如何处置，也提出了一些民事纠纷的处理办法，但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只字不提。当然，公民这个概念在当时是不存在的。 除了内容上的缺失，立法的过程也与真正的法治相去甚远。真正的“法”应该是一种“全民公约”，“即有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全体公民（或其自由自愿选出的代表）通过充分讨论、民主协商和相互妥协，制定的一种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 而帝国的法律，历来都是都是皇帝“口衔天宪”，它的话就是法律，哪里有人民商量的余地。

    法律既然是皇帝的一言堂，那就不可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皇帝就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不能限制皇帝，反而皇帝可以控制法律，而且在帝国时期，民告官要先打五十大板，到衙门打官司，要跪在地上听候发落，稍有反驳就要“掌嘴”，哪里有什么平等可言，这样的法律在帝王将相，达官贵人面前不过白纸一张，它能做的无非也就对付一下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

    说到底，帝国的法不过是便于帝王统治的工具，法家的开山鼻祖管仲早已道破天机：“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1908年8月27日，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宪法性文件——《宪法大纲》，开篇内容竟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如此，岂能叫法治？

    法虽能禁其言行，却不能禁其心，大秦帝国的法律之苛刻，刑罚之严酷史所罕见，结果逼得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打得大秦帝国地动山摇。从此，后世之君明白了一个道理：帝国要想长治久安，光靠严刑峻法还远远不够，必须让人民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忠，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需要一套理论学说。帝国可借鉴的理论体系有三套：法家、道家和儒家。法家控制力有余而教化力不足，况且秦朝就是走的法家路线，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与帝国的集权统治有天然的内在矛盾，因此行不通，如此看来唯有儒家可以作为帝国的主流学说。

    儒家包含了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理想，并配备了简单易行的“操作指南”，这当然很符合帝国的胃口，但毕竟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当时连皇帝都还没有，因此必然有“时代局限性”，直接照搬现用肯定不行，必须赋予儒家“时代特色”。于是在“帝国思想家”们的不懈努力下，一套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伦理体系被提了出来，并由此形成了帝国特色的德治。

    帝国的德治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小人服从大人，女人服从男人，民间服从官方，全国服从皇帝。由上述概括可以看出，道德与德治其实并无直接的联系，前者是引导人们内心向善，而后者则是要求人民服从，这并不奇怪，因为服从正是帝国德治的目的所在。事实证明帝国是成功的，历朝历代都不乏为了帝国，为了统治者，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例子，德治不仅让人民心甘情愿的当顺民，而且还让他们当得骄傲自豪。

    由于德治并不关心人的内心，因此人们心中的恶也从未得到过引导和教化，平日里这些恶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而一旦找到突破口，他们就会像洪水一般喷涌而出，使人们做出极度疯狂和残忍的事，讽刺的是，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往往都是打着道德的旗号。

    在德治的体系中，只有对弱者的要求，却没有对弱者的同情，更没有对强者的限制，这使人很难相信，德治是基于道德的。真正的道德需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理心，要求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对方，进而去理解对方，然而在帝国制度下，所有人都不是独立的，都具有依附性，“小人依附大人，女人依附男人，民间依附官方，全国依附皇帝”，没有人有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一个人如果连自我都意识不到，又如何去理解他人。因此，纵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都会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若有朝一日握有权势，他们也并不会同情和他曾经一样的劳苦大众，而是“屠龙少年变恶龙”，变本加厉地继续压迫他们。

    法治和德治一软一硬，无非都是维护帝国统治的工具罢了，在“岁月静好”的时光里，不妨以德治给社会披上一件温情脉脉的外衣，但当“天下有变”统治者也绝不会吝惜使用藏在外衣下的屠刀。“有法律但无法治，有伦理但无道德”这就是帝国制度下的中国传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