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介绍一本很老的书，书名《阮籍与嵇康》，作者徐公持。
研究魏晋文史学的人很多，写阮籍与嵇康两人异同的书也不少，但是把两人说透的，还属徐公持老先生的这本书。《阮籍与嵇康》出版于1986年，当时徐公持先生46岁，正处于学术能力的鼎盛期。
以往评价阮籍和嵇康的经典中，常常是从阮、嵇二人的诗文特色出发来说他们的差别，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里面就说：“嵇康师心以谴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意思是嵇康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表达成文；阮籍则是情感恣肆，诉诸诗歌。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说道：“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还是从文章和诗歌的角度来比较两人。
但是在《阮籍与嵇康》这本书里，徐公持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解读，也是更“真实”的角度來介绍阮籍与嵇康。所谓“真实”，是指徐公持在书里完整复原了两人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在那样莫名难言的年代，两个人，两种个性，两种命运。
站在后人角度，这两个杰出的士人，在面对时代的黑暗以及伤痛上，各自代表了一种传统，可以归纳为“白眼传统”与“广陵传统”。
白眼传统，人人皆知。阮籍首创，被历代文人沿用，直至昨日红蓝大战，lan衣女子所翻白眼，与阮籍对“礼法之士”的白眼，遥相呼应，如出一辙。
广陵传统，则代表了嵇康与政治的激烈碰撞，结果是嵇康死。死前一曲广陵散，成千古绝响。
阮、嵇二人，都是吾国吾民的大名士。而徐公持老先生在这本书里的通透研究，可以让我们更确切了解到两人的差别。
那就是他们对“礼法之士”与“朝廷有法”的态度有分寸上的差别。
我们知道，在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的时候，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高平陵之变”，司马懿杀曹爽，夺得实权。事变之中，司马家诛杀了数千人。阮籍和嵇康，既是名士，又与曹氏宗亲关系很近，年轻时还有强烈的济世抱负，身处危世，在行事表达上稍有不慎，即会惹来弥天大祸。
所以，在“朝廷有法”上，两人都一定程度上选择了退却。阮籍喝酒、狂奔，嵇康在大柳树下打铁。
两人的差别是，阮籍几乎完全规避与“朝廷有法”的碰撞，甚至顺从。他做过司马懿、司马师的从事中郎，甚至代笔写过劝进书。
但嵇康却是相当程度上卷入了正面冲突：他曾经介入毌（Guàn）丘俭起兵，行动上就反对司马家的“朝廷有法”，因此被司马家视为更加严重的潜在危险。
嵇康将自己与阮籍比较时，也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他本人则是“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嵇康写的《太师箴》、《管蔡论》，矛头皆直指典午司马家。
当时还有一类礼法之士，属于依附司马氏的蛇鼠之辈，是司马家的专用文人。他们利用“礼俗”、“名教”来合法化司马家的政权正当性。像阮籍、嵇康这种难以招抚的人，他们有着很强的除之以邀功的动机。
其实，对礼法之士，嵇康态度反而比较客气，不与之正面冲突，他虽然写过《与山巨源绝交书》，但措辞还是很厚道的。
相比而言，阮籍就毒舌得多，我们看阮籍的文章，比如《达庄论》、《大人先生传》，就会发现，他用词刻薄恶毒，极尽嘲讽之能事，连嵇康都说他“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
阮籍在《猕猴赋》里，将礼法之士比作“人面而兽身”的猕猴，在其他诗文里也给他们取了一堆刻薄的名字，比如“作色怀骄肠”的“夸毗子”，取谄于人的“繁华子”，“随利来相欺”的“婉娈佞邪子”，“策良马乘轻舆”的“缤纷子”，等等。
在《晋书·阮籍传》中，史家甚至专门费了笔墨去描写阮籍怎么对礼俗之士翻白眼，对高洁之士青眼相待。青白眼的典故亦流传千古。
理论上说，像阮籍这样的狂人，更容易招来仇恨，从而被构陷灭掉。但历史的结果是，白眼传统的阮籍活到老，而广陵传统的嵇康年纪轻轻却被押赴刑场。
个中原因，不难思量。这些礼法之士，深谙司马家心理：相对而言，口不吐恶言但有鲜明态度的嵇康更危险，所以应该设法除掉。而翻白眼的阮籍，虽然讨厌，但更识时务，犯不着为他再担上杀名士的恶名。
于是，吕安事件中，钟会趁机进言陷害，计成，嵇康引首就戮。
这就是阮籍和嵇康命运的不同，也是他们选择的不同。
徐公持先生在《阮籍与嵇康》这本书中，将两种传统的曲折尽幽之处，淋漓尽致的写出来，实在值得一读。
两种传统，两种命运，一则挑战“朝廷有法”，慷慨赴死；一则翻着白眼、屈辱存活。
无论绝响还是延续，都已汇入中国的精神传统之中，直至今日。
本文为明白微课「刘愚说书」原创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