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伯德小姐》，就想起了我自己的青春期时代。那时的我上的是寄宿学校，平常不大回家，但几乎每次回家却都并不快乐。甚至每走到家门口，就有一种在地狱的门口徘徊的感觉。那时的家里很穷，父亲患病，我们兄弟姊妹三个都上学，我上初中，我哥哥上高中，我姐姐上中专（77年恢复高考的一批），家中所有的支出仅靠我母亲一人在集体生产队里干点农活赚点工分维持。尽管我姐姐较早地毕业参加了工作，可是工资也很微薄，因此家里情况总是捉襟见肘，仅仅是支付我的学费就是几乎难以承担的一个部分。而我每次回家，“讨”钱自然是一件几不可免的事情。还不仅仅是这一层。我每次回家，都要免不了母亲的一番严苛管束和唠唠叨叨。因为我的学习严重偏科，成绩并不理想，因此总是被母亲严格控制在餐桌（也兼书桌）之旁。和老人犟嘴是毫无用处的，除了徒惹老人生气，不可能赢来任何结果，所以就只好“受”着，哪怕是心不在焉，或是身心俱疲，也要装出样子来“受”着。那个时候的我一心只想着离开家，离得越远越好。曾经有几次想独自背着包一人离家出走，可也总是想想就罢了。只有一次，几乎就要落到了行动上，甚至已经作了一些行动上的“准备”，但到了最后还是缺乏“勇气”，终于不了了之。高考后我来到了省会城市，那时的城市还没有现在这么厉害的雾霾，但空气也肯定不如老家的那样新鲜，但我却觉得呼吸起来是那么自由，那么畅快。这个时候我哥哥也已经参加工作了，并且在我参加高考之前通过招工到了胜利油田当上了工人，尽管也很辛苦，但却有了一份稳定的，且还相当不错的薪酬，因此不管是对于他自己来说，还是对于我们家来说，都是一件好得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再加上我也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助学金，因此困扰了我们家几年的“经济危机”总算是有了缓解。那时的我除了应付课业之外，相当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读课外书上，并且阅读兴趣逐渐转到西方哲学上面，以至于在不少同学们心目中给我烙上了“崇慕西方自由”的印记。但其实，到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彻悟到，不管我的思想飞得有多么高远（即使真是这样的话），身上始终也无法脱掉家乡故土的味道。
高晓松曾吐槽，把片名《Lady Bird》被译为“伯德小姐”是非常拙劣的翻译，我也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因为Bird——鸟——并不是女主的真实名字，而是女主以此表明自己渴望自由，渴望独立，渴望飞翔。她顶撞母亲，并处处试图表现出自己的叛逆，她说什么也不愿意在自己的城市中上学，她所做的一切，其实无非为了表达她的这些渴望。但当她终于“飞翔”出去，获得了她所梦寐的“独立”和“自由”的时候，她才深彻地意识到，她其实还是克里斯汀，她还是她原来的自己，并不曾真的改变了什么，甚至就连自己曾经熟悉而厌恶的教会歌曲此刻听来原来也是那么亲切。当然，谁有能说她没变呢？她不仅得到了独立和自由，还有更广阔的天空和视野，胸怀也变得更加宽广和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