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砚离开京城的那天，天没亮就醒了。
她其实整夜没睡。躺在画铺后间的小床上，睁着眼盯着房梁上的一道裂缝，把该想的事翻来覆去地想了一整夜。想沈梨站在石榴树下说的话，想自己脱口而出的"花落完我就告诉你"，想第二天开始她忽然不敢去见他了，想一天拖一天拖到石榴花谢了满地。
她想得头疼，越疼越清醒。
天亮之前她坐起来，在油灯底下给谢伯安写了那封信。写完之后又把信纸攥在手心里捏了很久，最后还是一咬牙折好塞进信封。她轻手轻脚地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几件换洗衣裳、一把碎银子、一幅画——沈梨在茶棚里画的那幅，她贴身藏了快一年了。
她没带别的东西。钥匙压在枕头底下，画铺的门轻轻掩上，她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低着头快步走过了三条街。
出城的时候城门刚开。晨雾还没散尽，官道两旁的田埂上笼着一层白茫茫的水汽，空气里混着泥土和青草的气味。谢砚站在城门外回头望了一眼——城墙在晨雾里灰蒙蒙的，城门楼上的旗子在风里懒洋洋地飘着。
她在心里说：长安，我走了。
然后她转过身，往南走。
她不知道自己去哪里。南边很大，路很多，她只是觉得往南走就对了——当年沈梨就是从南边来的，她往南走，或许能在哪条路上和他擦肩而过。她说不清那是种什么心理，像是朝着他来时的方向走，就能离他近一点。
走了几天之后，她在路边一个小镇歇脚。镇子不大，一条青石板主街从头走到尾用不了半炷香，街上有一家书铺，门脸破旧，门口挂着块歪歪扭扭的旧木匾。
谢砚站在那家书铺前面发了会儿呆。书铺里没人，柜台上落了一层灰，架子上稀稀拉拉摆着几本旧书。她鬼使神差地推门进去，一个老头从柜台后面抬起头来，眯着眼看了她半天。
"买书？"老头问。
谢砚摇头："你们这还缺人手吗？"
老头上下打量她一番，一个年轻姑娘，背着包袱风尘仆仆的，眼神倒是清亮。他想了想说："缺。管吃管住，一个月三百文，干不干？"
谢砚说干。
她就这样在一个叫清溪镇的地方落脚了。书铺不大，来来往往的客人也不多，大多是镇上的人来买些蒙学读物和话本子。谢砚白天看店理书，晚上闭了店就在柜台后面的小隔间里铺开纸画画。
她画得最多的还是人像。镇上的人听说新来的掌柜会画画，时不时有人来求一幅，给几个铜板换一张小像。谢砚也不挑，谁来都画，画完收钱，日子过得清淡倒也安稳。
夜里她一个人伏在灯下的时候，会偷偷画沈梨。
她把茶棚里初见他的样子画了无数遍——微雨里的侧影、湿漉漉的头发、怯生生的笑容。她画他蹲在巷口喂猫，画他站在石榴树下仰头看花，画他红着耳朵说"我在意你"，画他满脸眼泪说"我是沈梨"。
每一张画完她都要看很久。然后叹气，折起来，压到箱子最底层。
她不寄回去。不写信。甚至不敢托人带话。她怕一写信就忍不住说"我想回去"，可回去之后怎么办呢？她还没想清楚，她到底该怎么看他——是妹妹，还是别的什么。
"别的什么"这四个字她自己都不敢细想。一想就心慌，就觉得背德，就觉得天底下所有的人都会指着他们的脊梁骨骂。可她又管不住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他的脸。
她就这样在清溪镇住了下来。一年，两年，三年。
第三年的秋天，书铺的老头病故了。他没儿没女，临终前把书铺的地契往谢砚手里一塞："我走了，这铺子你好好守着。你这姑娘心善，铺子给你我放心。"
谢砚握着他的手，看着他闭了眼。
老头的后事是她一手操办的。镇上的人帮忙挖了坟，她替他穿了寿衣、摆了三天的灵、请了和尚念经。出殡那天她站在坟前，忽然想起了谢伯安——不知道师父怎么样了，身子骨还硬朗吗？沈梨呢？石榴树还在吗？他还在等她吗？
她站在秋日萧瑟的风里，眼眶热了热，又忍住了。
老头的书铺变成了她的书铺。她把店面重新收拾了一番，进了些新书，墙上挂了几幅自己的画。来往的客人比从前多了些，都说"谢娘子画得一手好人像"，她听着也只是笑笑。
镇上的人开始打听她的来历。一个年轻姑娘独身在外开店，没有丈夫没有家人，总是惹人闲话的。谢砚一律回答："家里没人了，出来讨生活。"问得多了她就说"我是孤儿"，四个字堵住所有的嘴。
只有夜里回到那间小隔间的时候，她才敢把"家人"两个字翻出来嚼一嚼。
她有个妹妹，在京城等她。可她不敢回去。她怕自己回去之后，看他的眼神会暴露什么不该暴露的东西。
第五年春天，镇上来了一位过路的书生。那书生在书铺里买了一本诗集，付钱的时候多看了谢砚两眼，忽然说："姑娘可是姓沈？"
谢砚心里猛地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客官认错人了。"
书生摇摇头，从袖子里掏出一张旧纸展开来，上面是一幅小像——正是谢砚年轻时的样子。他说："这幅画我在京城见过。长安画师谢砚的作品，我临摹过。你跟她长得很像。"
谢砚的手指在柜台底下攥紧了。
"那画师现在怎么样了？"她尽量让声音平静。
"听说早就不画了，"书生说，"她师父前两年走了，她就关了画铺，也不知去向。"
谢砚的心沉了下去。谢伯安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她都不知道。她走得太干净了，五年没有一封家书，连师父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书生走后，谢砚关上店门，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她哭得嗓子都哑了，脑子里全是谢伯安教她画画的样子——他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画地教，说"手腕要松，落笔要稳"。她那时候才六岁，手还太小，握不住笔杆，谢伯安就从背后环着她，大手包着她的小手，耐心地一遍一遍来。
她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那天晚上谢砚翻来覆去睡不着，爬起来写了一封信。写了撕，撕了写，最后只留下了短短几行："师父走了，我才知道。我是不孝的徒弟，不孝的女儿。梨儿还好吗？你替我问她好。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吃饭。"
她把信寄到京城画铺的旧地址。信送出去之后她就后悔了——她不该提沈梨。提了又能怎样？他说不定早就不在京城了，说不定早就忘了她了，说不定已经恨了她十年。
可信已经送出去了，收不回来了。
第六年，第七年，第八年。沈梨在石榴树下数日子的时候，谢砚在清溪镇数信。她寄了六封信回京城，每一封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她不确定是谢伯安没收到还是收到了没法回——师父年事已高，或许早就不方便执笔了。她心里愧疚又焦虑，可更不敢回去了。
她怕的不是别的。她怕的是推开那扇门之后看见沈梨。怕看见他瘦了、老了、等了她这么多年。更怕看见他身边有了别人，笑着跟她说"你回来了，这是我媳妇"。
哪一种她都受不了。
第九年冬天，清溪镇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谢砚关了一天的店门，缩在小隔间里烧炭取暖。炭火噼啪响着，她靠在床头翻一本旧画册。画册是她从京城带出来的那本——慧真和尚送沈梨的《芥子园画谱》，她临走时从落梅巷的柴房里顺走的，留了个念想。
翻到中间一页，她忽然停住了。
那张纸的夹层里藏着一张小字条，像是被人匆忙塞进去的。她展开来看，笔迹是沈梨的，稚嫩、笨拙，一笔一划像刻在石头上：
"我叫长安，你叫故里。长安归故里，故里有长安。"
谢砚看着那行字，炭火的热气扑在脸上，她却浑身冰凉，又滚烫。她把这十二个字念了一遍又一遍，眼泪无声地淌下来，滴在纸条上，把"故里"两个字的墨洇开了。
她想起好多年前茶棚里的那场雨。她坐在窗边发呆，一个背着画箱的少年走进来，浑身湿漉漉的，目光落在她身上的时候亮了一下。她随口说"我叫故里"，他笨笨地接"我叫长安"。
那时候她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她是谁。两个陌生人隔着雨幕互相看了一眼，本应各走各路。可命运偏偏让他们听见了"长安归故里"五个字。
世人说长安归故里，故里有长安。她那时候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好的意头。后来她才明白——长安归故里，是一个人的奔赴；故里有长安，是另一个人的等待。奔赴的人要走很远，等待的人要等很久。中间隔着山河岁月、是是非非，还有一层谁都不敢捅破的窗户纸。
第十年春天，谢砚终于做了决定。
她把书铺托付给镇上信任的邻居，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带上那幅茶棚里的画像和沈梨写的小字条，关了清溪镇的书铺大门。
她站在青石板街上回头看了一眼。住了十年的镇子，青瓦白墙，杨柳依依，桥下的水还是悠悠地流着。她在这里度过了最安静的十年，也在这里熬过了最磨人的十年。十年够一个人想明白很多事，也够一个人做很多决定。
她转身往北走。
一路走一路下雨。春雨绵绵，把官道两旁的草木洗得青翠欲滴。她走在雨里，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在跑。跑得气喘吁吁，跑得胸口疼，可一步都不肯停。
她在路边折了一枝梨花。这个季节梨花还没开，但有些早开的品种已经打了花苞，白白的，小小的。她把那枝花握在手里，花瓣被她攥得皱了些，可她还是舍不得丢。
走到落梅巷巷口的时候，雨下大了。她浑身湿透了，站在巷口望着那条熟悉又陌生的巷子——青石板还是老样子，墙上的青苔比从前厚了些，空气里有她梦里闻了十年的石榴树和泥土混在一起的气味。
她走进巷子，每一步都踩得稳稳的。到她从前常推的那扇院门前，她停住了。门还是那两扇斑驳的木门，门环上的铜绿厚了些。
她伸手推门。
门没锁。吱呀一声开了。
院子里石榴树比从前高了一大截，枝繁叶茂，嫩叶新绿。树下石桌石凳都在，桌上摆着一个粗瓷茶壶，像是刚泡了茶。墙角那几块压纸的石头还在，上面长了一层厚厚的青苔。
沈梨不在院子里。
谢砚站在门口，雨水顺着她的衣摆往下淌，在青石板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水渍。她把那枝梨花轻轻放在石桌上，从怀里摸出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压在上面。
"我回来了。"
四个字，她写了十遍才满意。
然后她退到巷子对面的屋檐底下，躲着雨，远远看着那扇院门。
她要等他回来。等他推开门，看见那枝花。然后她再走过去，站在他面前，跟他说一句早就该说的话。
雨下着，她靠在对面人家的屋檐下，浑身湿冷，可心跳得厉害。十年了，她终于回来了，终于不再躲了，终于想清楚了——
不管他是妹妹还是别的什么，她这辈子都不想再跟他分开了。
雨雾里，巷口传来一个急匆匆的脚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