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本文原创非首发，首发于2025年04期《陆军文艺》杂志 ( ID 陈燕飞) 文责自负。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摘自《新四军军歌》歌词。
那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一次采访，让我们不经意地走进历史，一段充满了血与火的战斗历程。
我读过不少描写战争的传记、回忆录和报告文学，也看过许多纪录片，电视新闻。当今世界上，两场惨烈的战争还在欧洲与中东进行，战争其实离我们不远。但是，当你听一位世纪老人讲述一场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战争，那种震撼依然让人感到颤栗。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杂志社要组织专稿，出一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专刊。编辑部收到一篇令我们感兴趣的文章，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同志写的，记叙了他父亲在抗战初期的一段战斗经历。文章的内容很好，但是篇幅很短，文笔稍显生涩，内容比较疏略，不够丰满。
跟作者联系后告诉我们，这些经历是听父亲讲述的，父亲还健在，思路依然清晰，如果有需要可以直接找他采访。我们向领导汇报之后，按照约定的时间登门拜访。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道路两旁高大的木棉树正在开花，一朵朵红花如一团团火焰在熊熊燃烧，将街上匆匆而过的行人映照得红艳艳的，格外喜气。开车的白丽洁脸蛋儿也被映得红馥馥的，她笑着说：“王主任，今天是个好日子，这一趟应该会大有收获。”
我笑了笑：“老人年事已高，不知道记忆力行不行了。”小白进我们编辑部不久，名牌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长得娇小可人，笑起来很甜，文笔也很好，我带着她来当助手。
车到干休所大门口，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和两位穿军装的男女军人已经在那迎候了。
老者是老人的儿子，我们见过面，叫他老唐。他告诉我们，众人称他的父亲叫唐老。军人分别是干休所的政委和军医。我们一起走进一栋外墙斑驳的灰白色楼房，进到客厅，唐老正坐在沙发上，见我们进来，很开心地伸出手来，我们赶紧上前跟唐老握手，并作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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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查阅过相关资料，唐老已103岁高龄。1938年参加革命，一直在革命队伍中战斗、工作，从一名战士成长为师级指挥员，按副军级待遇离休。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作战勇敢，功勋卓著。离休后一直关心国家和社会发展，关心下一代，是值得尊敬的长者。
这是一个很简朴的客厅，房间不大，一台老式的电视机，几张藤椅，一张小圆桌，一面墙上挂着一条横幅，上书八个苍劲有力的隶书大字“百年风雨，历久弥坚”，另一面墙上许多镜框，挂满了老照片。
他坐在家里的藤椅上，是一个身材瘦小的慈祥老人。阳光透过窗棂把他的白发映成了金色，沟壑纵横的脸庞上，写满岁月的沧桑，衰老的外表下流露出独特的气质，混浊的眼球中闪现着坚毅的目光。
坐下后，小白拿出一张打印着大号字体的白纸递给唐老。这是我们研究好的采访提纲，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一共只有三个问题，一是你们这支部队的基本情况，二是这次战斗的具体情况，三是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基本情况。
老唐对我们说，父亲有点重听，视力也不太好，我们的采访提纲几天前就告诉过他。他转过头在爸爸耳边大声地说：“爸爸，把你们的战斗经历讲给他们听吧。”
唐老对我们点点头笑了笑，缓缓地说：“那我就开始讲啦，如果不明白的地方随时问我哦……”
我们点了点头，打开笔记本，小白赶紧拿了个录音笔放在他身边的桌子上。
唐老咳嗽了几下，声音沙哑地开始讲述：“我是1938年初参加革命的，那一年才15岁，在江苏句容县立中学读书。1937年底，日军兵锋直指南京，句容县也沦陷，学校无法上课，我们城里百姓成群结队逃离县城，往安徽境内跑……”
我们的思绪随着唐老的讲述走进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他表情凝重地说：“逃难中，我与家人离散。在皖南当涂、繁昌一带乡下躲了大概有几个月吧，靠帮人打零工换一碗饭吃。这时各种消息已经传来，我们知道日本人在南京实施了大屠杀，我们县城里也有许多百姓被杀害。”
父母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妹不知逃到哪里去了，他的哥哥之前当兵，参加南京保卫战后下落不明。听最近逃出来的同乡讲，日本人和汉奸不断搜捕抗日军人家属，家是不能回去的。
正在彷徨之中，村里开来一支举着红旗的抗日队伍，这支队伍的军装不甚整齐，武器装备也不太好，然而精神面貌很好，士气旺盛，歌色嘹亮，他在队伍中意外地发现了熟悉的郭老师。
唐老停顿了一会儿，端起陶瓷杯喝了一口水，扫视了我们一下，继续缓缓地讲述：“那时我才知道，郭老师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难怪他经常会跟我们讲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说起来老师对我特别钟爱，一直帮助开导我。战火烧到句容后，郭老师离开了学校，没想到在这里意外相逢，我们都喜出望外，我就参军了。
“我原来的名字叫陆少卿，参加革命后，为了防止家庭受到敌人的迫害，必须起一个新的名字，郭老师帮我起了个‘唐人锋’，意思是中国人的先锋，这个名字就跟随了我一辈子。”
后来才知道，他们这支队伍是新四军三支队的一个连队，曾经在闽浙赣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去年年底编为新四军后，今年初刚从南方开赴抗日前线。
参军后不久，他们连队转移到一个叫做邰家山的山村里驻扎下来。这个村庄居高临下，遥望马鞍山到芜湖的公路，面朝扬子江，背靠大青山，山高路险，林深草密，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地方。村子只有五六十户人家，连队就驻扎在村里的祠堂里，离这里不远处的山里有一些更大的村子，驻扎着团部和一些直属单位。
他们驻扎在这里，一边进行紧张的训练，一边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久前，支队成立了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四县的“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民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新四军进入后的局面已经打开。
部队利用当地的水网田地及山地丘陵地形，不断开展游击战争，炸毁公路铁路，破坏交通线，攻击日军占领的村庄城镇，伏击日军小部队和后勤补给车队，捣毁汉奸组织，扩大抗日组织，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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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老停下来，喝了一口水。干休所的政委赶紧问道：“唐老，今天会不会太辛苦，您要不要先休息，让他们过几天再来采访？”
唐老笑着摆了摆手：“没关系，今天精神还很好……”我抽空问道：“唐老，您能不能讲讲你们的连队？”
唐老侧过耳朵看着我问道：“你说什么？”他儿子凑到他耳边，大声地说：“爸爸，你给他们讲讲你们连队……”
唐老会意地笑了笑，接着讲述：“我们是一个组建不久的连队，连长姓钟，是红军老战士，三十多岁，个子不高，福建人，钟连长坚持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他性格随和，平易近人，革命意志坚定，军事技术非常好。”我们随着老人缓缓的叙述，走进这段历史。
他们连的指导员就是郭老师，原是北平的大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党组织，后来被派到南方来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战火燃烧到苏南后，按组织要求转入军队工作。全连一百二十多人，三十多人参加过南方游击战争，其余都是改编为新四军后参军入伍的战士。
他当时分配在一班，班长是福建人，叫钟四妹。他曾经纳闷，这不是女人的名字吗？后来才知道是班长老家的风俗，对命比较贱的男孩喜欢取个女孩的名字，比较好养。班长虽然叫四妹，却实实在在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平时很憨厚，认真起来却一丝不苟，军事技术特别过硬。
班里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机枪手凌厚明是一个高高瘦瘦的河南人，不苟言笑，总是板着个脸。张刚也是福建人，白白胖胖，爱讲带福建腔的笑话，其实他的圆圆脸就是滑稽相，还没开口人家就笑了，连长经常也会逗他：“张刚，讲个笑话，不笑不算数的哦……”张刚开口就是个笑话，常常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
班里有一个南京的小个子，名叫华国勇，大家都叫他小南京，比唐人锋早当几个月的兵，年龄大不了几岁，也是像凌厚明一样成天黑着个脸，两句话不合就跟人家急，但是大家似乎都让着他，没人跟他吵。
在邰家山住下来后，连队天天组织训练，白天都是射击、投弹，单兵战术和土工作业。夜晚安排政治教育，既讲抗战形势，也讲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性质、使命任务、纪律等等。
大多数课都是听指导员讲。在一盏摇弋的马灯下，大家都很认真地听，指导员不愧是北平的大学生，口才很好，政治课上得生动活泼。
讲得最多的是国难家仇，战火正在祖国的半壁江山熊熊燃烧，许多官兵的家乡遭到日寇铁蹄践踏，官兵们满腔怒火被指导员激发起来。
凌厚明是射击教练，他虽是机枪手，精通射击学理，各种轻武器都很娴熟。自己扛一挺与众不同的机枪，他介绍说是德国的MG-34机枪。这种机枪的重量比轻机枪还轻，但既可以用弹夹又可以用弹链供弹，火力相当于团里的重机枪。射弹散布小，射击精度很高，他像宝贝一样爱惜，平时用半块军用毛毯包着，碰都不让别人碰一下。
唐老笑了笑说：“他后来告诉我，他原在国民党的德械师当兵，1938年初加入我们这支队伍的。这种机枪他原来的部队全师一共只有五挺，是德国顾问送的。南京保卫战他从日军的重围中冲出来时，始终带着这挺机枪。”
华国勇对凌厚明很抵触，看到凌厚明炫耀他的机枪，总是“呸呸”两声走开，嘴里嘟囔着：“光吹你的机枪，不杀鬼子还不如烧火棍！”看着他的背影，凌厚明只是摇摇头，也不回应。
后来张刚悄悄地告诉他，华国勇当过逃兵，被凌厚明抓到揍了一顿绑回来，虽然凌受到指导员批评，还向华道了歉，但华国勇始终耿耿于怀，似乎没原谅他。
张刚有点沉重地说，华国勇是南京人，去年底南京城破，日军大屠杀，他一家六口人惨遭杀害，只有他一人带着伤滚进长江，死里逃生，后来辗转来到我们这支部队。
参军一段时间后，看到部队一直在教育、训练，尚未开战，心中焦燥，趁着站岗之机逃离部队，被凌厚明发现追了回来。这一段时间参加一些战斗，消灭了不少日军和汉奸，他作战异常勇敢，现在想赶他都赶不走了。张刚跟他说，华国勇心里很苦，满腔热血要找鬼子复仇，所以脾气不好，但是大家都理解，没人会跟他计较。
唐老停顿一下，喝了口水，有点沉重地说：“那时候，我们队伍里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账呀。我自己的父母弟妹也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还有我哥哥，参加南京保卫战，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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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唐老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我们连队有一个女兵叫林薇，才二十岁左右，是连队的卫生员。她是上海圣心女子学校的学生，长得很漂亮。”他转过头看了一眼白丽洁，指着她说：“林薇跟你长得很像，也是白白的皮肤，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笑起来像花一样。”
小白脸上泛起一片红晕，有些难为情。唐老这时已经转过头，望着窗外的蓝天，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陷入一种沉思，缓缓地叙述着。
林薇是连队的百灵鸟，歌声优美动听，舞也跳得很好。这身土布的军装，穿在她身上却非常贴身合体，显出亭亭玉立的身材。他当年情窦初开，对男女之间的事只有朦朦胧胧的感觉，林薇就是他心中的女神，当然，也是全连官兵心目中的女神。
林薇不仅人长得漂亮，脾气也特别好，对全连官兵每一个人都很好，成天笑呵呵的，从来不见笑模样的华国勇，见到她也会换作笑脸。她的心愿就是当一名医生，帮助天下的受苦人，如果不是遇到战争，她也许就会上医学院，甚至到国外去留学了。
她在祠堂角落耳房里的卫生室，常常有不少战友围在那里，就为听她清脆的笑声，她也跟着有说有笑，不会冷落大家。
一次训练中把脚崴了，脚面肿得像馒头一样，林薇到炊事班倒了一木盆热水。用毛巾为他做热敷，还用药水帮他按摩。她柔软的手儿在他的脚背脚踝来回按摩，让他感到非常轻松，按过几次后明显消肿了。
她像姐姐一样关爱他，有时会藏一个带着体温的鸡蛋塞给他，轻轻地在他耳边说：“你还小，要长身体呢，多吃一点哦。”那带点上海口音的吴侬软语，还有她特有的体香，让他感到陶醉。
虽然参加了革命队伍，他依然是个孩子，有时也会调皮捣蛋。一天晩上，约了几个新兵到祠堂背后，一块菜地边上有一堆还在冒烟的草木灰。
他用木棍拨开还有暗火的草灰，拨出一个又一个外皮烧得焦黑的红薯，当地群众叫作山芋。几个战友一人捡起一个，坐下边吹边剥皮，剥开后就是又香又甜的薯肉，大家嘻嘻哈哈地大快朵颐。
众人突然噤声站了起来，他转头看去，原来是班长钟四妹，黑着脸走了过来，用低沉的声音问道：“谁干的？”
大家转头看着他，他赶紧低下头，轻轻地说：“是我干的……”
班长说：“你不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边说边扫视一下大家，挥着手大声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父母，在闽浙赣边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条件更加艰苦，我们也决不侵犯群众利益，正因为这样，人民群众才信任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我们……
“红薯虽然不值钱，却是乡亲们半年的口粮，鬼子入侵后，乡亲们的生活都非常困苦，我们住在这里，还会给他们添麻烦，我们能够随便去挖来吃吗？”
唐老讲述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缓缓地说：“班长这一席话，让我深深地震撼，从那之后，我始终记得这一席话，后来职务越来越高，但是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
班长领着他们找到红薯地的主人，那是一位非常慈祥的大妈，她一再强调这是小事：“你们是我们自己的军队，挖几个山芋吃算什么，本来我就要挖些送给你们吃的。”尽管她一再拒绝，班长还是塞了一张纸币在桌子上用碗压着，带着大家迅速离开了。
讲述到这里，已经接近中午，我们本打算告辞，但是唐老依然谈兴甚浓。他向我们摆了摆手，声音突然高亢起来，有点兴奋：“罗嗦了半天，讲些战斗的事吧，具体日期记不太清楚，大约是1938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参加了入伍后第一场战斗。”
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他们接到了情报，有一个日本鬼子的车队，当天上午将会经过马鞍山到芜湖的公路运送物资，他们要打一场伏击战，歼灭这股鬼子。
根据情报，鬼子的运输车队常常经过附近的公路，沿长江南下。当时日军在江西、湖北境内的战事不断，经常有车队从这里经过，新四军各部队不断沿交通线实施袭扰作战，伏击敌人的车队，配合正面战场的战事。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部队就整装出发了，沿着崎岖的山路，借着微弱的月光行军。他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战斗，心情有点紧张，但是看到大家都沉着冷静，心中的恐惧也就渐渐消失了。
整个连队的行军寂静无声，速度很快，大约走了五六个小时，到达预定的伏击地点。这里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种的都是玉米或者高粱。有几位穿军装的首长在庄稼地边等他们，其中一位瘦瘦的小个子，他认出来了，是团长，营长也在那里。
团长来连队给他们上过课。他听老同志说过，团长是土地革命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虽然年纪不到三十，参加过反围剿，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革命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他记得团长给全营上的那一堂课，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留下深刻印象。
团长跟连长、指导员嘀咕了几句，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后来团长和随员上马离开了，全连官兵按照各自的任务到达伏击地点，构筑工事、布设地雷、配置火力。
后来他才知道，这次伏击战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完全是为了迷惑敌人。近几个月经常有伏击车队的作战行动，从马鞍山过来的公路，有十几里路段两侧有悬崖峭壁，便于游击队部署，敌人从马鞍山出动了部队在路边警戒。靠近芜湖的路段鬼子的据点比较多，只有这十几里地，两边是农田或者水网，不利于打伏击，也不便于伏击后迅速撤离，鬼子的防卫比较松懈。
他跟着凌厚明，连长给凌厚明的机枪选了个高一点的位置，便于俯瞰整条公路。他前几天被派作机枪副手，主要任务就是拎着弹匣帮机枪手供弹。
别人只挖一个射击掩体，凌厚明带着他挖了两个，相隔几十米。凌厚明告诉他，鬼子的掷弹筒专打对方的机枪，他们打掷弹筒既快又准，往往第一发试射，第二发就会直接命中目标，他从沪淞战役开始一路打到南京保卫战，吃够了鬼子的苦头，许多机枪手都被掷弹筒报销掉了。
“只要旁边落了一发榴弹，迅速转移，第二发几秒钟就过来，不跑就报销了。”凌厚明紧紧攥着他的手，很严肃地叮嘱，他感到捏得很疼。
上午九点多钟，有一辆鬼子的军车通过，连长没有下令打，知道这是鬼子的探路车。过了十几分钟，公路上尘土飞扬，有七八辆插着膏药旗的大卡车驶来。
营长一声令下，车队中升腾起一片火光和浓烟，是拉发的地雷爆炸了，道路两侧各种火力猛烈开火。
鬼子车队第一辆车上坐着二三十个人，没一会儿就挥起了白毛巾，从服装上看是伪军。最后一辆车却是一车鬼子，除了炸死炸伤的，立即跳下车利用地形隐蔽展开反击，鬼子的枪法很准，有一些战士中弹了。加上每辆车还有两三个鬼子，一时无法全歼。
凌厚明的机枪发挥作用了，“哒哒哒哒”地吐出火舌，这种机枪人称“普鲁士电锯”，精确度很高，又使用弹链，火力不会中断，其他轻机枪一般用20发或30发弹夹，最多是50发弹鼓，而同样使用弹链的马克沁重机枪却非常沉重，行军极为不便，射击前还要灌水。
机枪把鬼子们压得抬不起头来，突然前面不远处有一发榴弹炸响，凌厚明大喊一声“跑！”两人抱起机枪和弹匣奋力向侧方滚去，几秒钟后果然几发炮弹在刚才的掩体中爆炸，他们的机枪已经在新的射击阵位欢快地射击起来了。
一场战斗干脆利落，只有二十多分钟，三四十个鬼子不是击毙就是重伤，二十多个汉奸投降。马上清理一下战场，车队运的都是轻重武器，还有枪弹、手榴弹、炮弹等等。
在团里统一组织下，部队放火点着了鬼子的军车，抬着伤员和牺牲烈士的遗体，扛着缴获的武器弹药，押着俘虏迅速脱离战场，沿着事先计划好的路线撤回。
马鞍山和芜湖方向的鬼子闻讯赶来后，只剩下烧毁的汽车，散落各处的鬼子尸体，还有几个被包扎好伤口留在原地的鬼子重伤员，已经找不到我们部队的影子了。
讲到这里，唐老停下来，笑着喝了一口水。众人跟着松了一口气，政委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已经12点多，赶紧大声地劝唐老：“今天就讲到这里，您太累了，过几天再接着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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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又来唐老的家。他的儿子和干休所的政委、军医依然在大门口等待，把我们迎进唐老的家门。
迈进客厅，意外地见到唐老柱着拐杖站在客厅的中间迎着我们，我们赶紧上前跟他握手，然后扶着他坐到藤椅上。
坐定后，唐老的儿子跟我们讲：“自从那天你们来家里采访，爸爸可高兴啦，天天精神都很好，还能柱着拐杖在家里走几圈，自己常常哼哼歌曲。”
我笑着问道：“唐老还有这个爱好？唱什么歌呀？”他儿子回答：“都是些老歌，我爸爸年轻时还参加合唱团呢！”
唐老听不清楚我们在说什么，始终保持着微笑看着我们。我对他儿子说：“我们继续吧……”
他儿子把嘴凑到他耳边大声说：“爸爸，我们开始吧……”唐老转头问他：“我上次说到哪里啦？”他儿子大声说：“那场公路伏击战……”
唐老笑着点点头，看着我们缓缓地说：“那是我参加的第一场战斗，一场漂亮的伏击战。虽然我们也牺牲了几个同志，有一些伤亡，但是全歼了鬼子车队，抓了不少俘虏。更重要的是，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我们的装备水平一下子得到提高。”
回到驻地后，炊事班已经杀了一头猪，准备了一坛酒。大家开怀痛饮一场，早早休息了。
他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心情很激动，坐在铺位前睡不着。看到指导员站在门边向他招手，就起身上前，指导员拿了一个磨得起了毛边的笔记本和一个新本子对他说：“你的字写得漂亮，帮我抄一个花名册，连队新补充了一些战士。”
他很开心地答应，到连部的桌子上，借着那盏马灯的亮光，帮指导员抄花名册。
到了休息的时间，祠堂里的灯都熄灭了，只有连部这盏灯还亮着。他工工整整地抄完花名册，却看到指导员的床铺还空着，问连部通信员，说是还在找战士谈心呢。把两个笔记本先放到自己的挎包里，准备明天早上再交给指导员，回到自己的铺位躺下，没过多久就打起呼噜来了。
睡到半夜，被邻铺的战士推醒，原来轮到他站岗，赶紧起身，扛了自己的枪去上岗，接完岗后，他警惕地观察着周边的情况。他们驻扎的这个村庄，在一片连绵不绝的山地的顶部，前面是一条通往山下的羊肠小道，可以看到远方长江边的点点灯火。往后是通往山里几个村子的唯一道路，团部和其他几个兄弟部队都驻扎在那里。
这条路一边是深渊，一边是长满森林和灌木丛的悬崖，正是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隘口。想到这里，他又紧了紧身上的子弹带，擦亮了眼睛观察着前面小路上的情况。
这时一轮明月从身后的山头上升起，月华如练，夜幕下的大地显得亮堂了，远方的长江仿佛一条白色的锦带闪闪发亮。他心中生出一种感慨，我们的河山实在是太美了，如果没有鬼子入侵就好了。接着想起在南京之战中生死未卜的哥哥，还有不知流落到何方的父母和弟妹，眼泪就流了出来。
这时听到后方有动静，转过身看到远处一个人影走来，马上先隐蔽好自己，等来人走到十余步时，一拉枪栓，大声喝道：“站住，口令！”对方回答：“坚持，回令！”
他回答：“抗战！”来人已经走到身边，却是指导员。他轻声地说：“郭老师，您这么晚了没有休息，还来查岗？”没人的地方都叫他郭老师。
指导员上前摸着他的肩膀，微笑着说：“找了几个战士谈话，刚刚跟华国勇聊了一会儿，他的腿受伤了，再就是觉得这次战斗自己没有多打死几个鬼子，心里还在懊恼，我开导了他一阵子。”
指导员边说边关切地问：“晚上很冷呢，你穿这么少，怎么行？”说着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来披在他的身上。他推脱了几下没推脱掉，穿上指导员带着体温的大衣，心里暖烘烘。
指导员看他的眼中闪着泪光，关切地问道：“想父母啦？”他点了点头。指导员轻轻地说：“他们是往内地走，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事，等战局稳定一些了，我帮你打听一下，别着急。”他又点点头“嗯”了一声。
指导员接着说：“你说过你哥哥是83军的，我打听过，南京城破时，83军突围出来的将士比较多，别着急，慢慢找……”指导员抚摸了一下他的后背，轻轻地说：“你还是孩子，我把你带出来打仗，于心不忍呀！仗打完了，你还要再去读书，胜利后建设新国家，需要有文化的人呢。”
指导员说完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注意观察情况，我先走了哦……”指导员走了几步，他在背后喊了一声：“郭老师，你的花名册抄完了……”指导员停了一下说：“明天早上再给我吧。”
看着指导员的背影，他的眼眶又湿润了。
下岗后回到铺位躺下，一直睡不着，想起指导员的话，心里就很激动。
迷迷糊糊好不容易睡着，突然间枪声大作，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喊着，“紧急集合！”大家起身携带好武器冲出去。
连队很快进入预定阵地，这时天渐渐地亮了，枪炮声一阵紧过一阵，敌情看得很清楚了。
讲到这里，唐老停了一下，我们看着他那双被深深的皱纹包围着的眼睛，隐约有泪光闪烁。他缓缓地说：“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那次伏击战，将敌人前线急需的枪支弹药截获，日军高层极为震怒，命令当地维持治安的日军一定要夺回这些物资，剿灭我军。敌人经过反复侦察，找到汉奸带着他们顺着这条路寻过来。”
他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当时已经清楚，前来扫荡的鬼子加上伪军，有千人以上规模，而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兵力只有一个多营。由于力量悬殊，团里决定不与敌正面硬碰，命令我们连坚守一个小时，让团部及其他部队能够及时转移，同时组织村里的百姓转移，避免遭到鬼子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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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老的儿子挤了一条热毛巾递给父亲。唐老擦完脸继续讲。
战斗异常惨烈，尽管居高临下，地形有利，但是鬼子的炮火很猛，打了半个小时，就有不少人被炮火炸伤，凌厚明原来那招不灵了，他那招对付一两门掷弹筒行，这次几十门炮一排一排打来，躲都很难躲。
一发炮弹正好在机枪阵地不远处爆炸，凌厚明从大腿根部被炸断。林薇冒着炮火冲上来为他包扎止血，然后硬把他背到后面救护所，唐人锋就成了机枪手。
一直坚持了将近一个小时，又打退了敌人一次进攻，钟连长看了一下表，转身看了一下正在救护伤员的林薇，对她说：“你带几个人回救护所帮伤员准备一下先撤，我们连队也准备撤了。”林薇答应了一声，弯腰背起救护包向后方的救护所跑去。
他回头喊了一下通信员，叫他通知三排派几个人帮助林薇把伤员先抬下去。
这边通信员正在喊人，那边听到林薇一声凄厉的尖叫：“有鬼子……”
唐老讲到这里，全身颤抖起来，他抬起头来，众人见到他苍老的面孔上已是老泪纵横：“我回头望去，不知从哪里来的鬼子截断了我们的后路，两个鬼子正抓住林薇的双手，将她往林子中拖……”
突然有一个战士端着枪往鬼子冲去，鬼子那边一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这个战士倒在血泊中，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那个爱讲笑话的张刚，已经壮烈牺牲。
这时听到林薇一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轰”地一声，升腾起一团火光和黑烟，她和抓着她的两个鬼子应声倒地，原来她拉响了手榴弹。
“我掉转枪口一阵扫射，把鬼子压到树林中去。连长组织了力量企图打通道路，但是鬼子的火力很猛，根本无法打通……”唐老继续讲述着。
山下的鬼子又发动进攻，一阵炮弹压得我军阵地上抬不起头来。连长跟指导员商量，只有撤到村子里坚守，等天黑再想办法冲出去。
任务明确好了之后，连长一声令下，全连交替掩护，带着伤员和物资快速地撤进了村庄，并立即展开了防御部署。
这个村庄不大，群众已经撤离，易守难攻，敌人包围了村庄后，大部分鬼子沿小路朝山里追击我军大部队。留下一部分包围连队，攻击的炮火减弱了许多，但是依然一遍又一遍地向村庄发起攻击，企图歼灭这个连队。
唐老喘着大气，歇了一阵子，他儿子挤了条热毛巾给他擦了一下脸。政委关切地问他：“唐老，今天就别讲了，该休息了吧？”
他摆了摆手，停顿了一下，接着讲：“战斗持续了一天，一直呈胶着状态，敌人攻不进来，我们也突不出去，就想等待天黑，利用夜色掩护突围出去。”
他喘了口气，继续叙述：“终于等到了黄昏，我们又打退了敌人一次冲锋。我的机枪架在一幢房屋的二楼，堆了一些沙包，利用几个窗户作为射孔向外射击。华国勇由于腿被打伤，行走不便，被安排当我的机枪副射手，我们正在观察敌情，指导员走了上来，拿了个望远镜到窗前观察。
“突然一阵枪声，打得我们屋檐尘土四溅，指导员‘啊’地一声，左手捂着胸口轰然倒地，我们两人扑上去，血从他胸口涌出来，班长闻声赶来，我们赶紧帮助他包扎伤口，但是血很难止住。
“连长闻声赶来，指导员已是脸色苍白，眼光暗淡了，他看着连长，缓缓地说：‘老钟，我可能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要把连队带出去，拜托你了……’连长赶紧说：‘老郭，别这样说，血止住就好了，别乱说！’
“指导员转头看着华国勇，艰难地对连长说：‘老钟，华国勇全家都被鬼子杀害，只剩下他一根独苗，一定要把他带出去……’连长郑重地点了点头，这时华国勇失声大哭，扑在他的身上哽咽着说：‘指导员，你不能死……’
“指导员把头转向我，声音非常微弱：‘少卿，昨晚跟你讲了很多，你要记住……’他叫我原来的名字少卿，我也哭了，这时指导员的瞳孔像结了冰，渐渐变得灰白，他握住我的手：‘少……卿……坚持……到底……’”
唐老突然捂着胸口失声痛哭，老泪纵横，脸色灰白，喘不过气来。女军医赶紧上前，拿起氧气袋给他输氧，唐老的儿子急忙跑进去找药给父亲吃。
一会儿，门外又跑进来几个医护人员，我们悄悄地让到一边，政委把我们送到门口，我们连说对不起，叫他向唐老和儿子解释一下，我们就先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给唐老的儿子打电话，表示道歉，电话那头却爽朗地笑了：“没你们的事，我爸爸每次讲到这些伤心的事都会这样，现在虽然还在医院，已经好多了，他一再交代没你们的事，你们来采访他很开心，过两天出院了还要邀你们来采访，把故事讲完。”
果然没多久，唐老又邀约我们上门采访。
只是到约定的前一天，唐老的儿子跟我们联系，说他的老爸因为感冒，又住进医院了。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把采访记录整理了一下，写了很长的一篇访谈录，只是结尾部分还缺一些史实，特别是这个连队突围的情况。还有，那些值得崇拜的老前辈们，后来的情况。
过了一段时间，唐老的儿子告诉了我们不幸的消息，唐老因为感冒转为肺炎，虽经医院抢救，毕竟年事已高，多器官衰竭，终归不治，已经不幸逝世。
我们大吃一惊，赶紧问唐老的儿子，老前辈的后事什么办，我们也想参加，向前辈献一束花表示敬意。他的儿子告诉我们，父亲生前有交代，后事一概从简，只在极小的范围举行了一个遗体告别仪式，已经举办过了。他父亲留下了一些遗物，其中有一件遗物交代要和我们一起看，他这几天正在整理父亲的东西，过几天会通知我们到他家去。
尾声
几天后，我和小白如约来到唐老的家里。走进客厅，老唐正等着，见我们进来，指着桌子上一个铁皮匣子说道：“我父亲叮嘱，要等你们来时一起打开。这个铁匣子我从小就见过，但是也一次没有看过里面的东西。今天我们一起来见证吧。”
这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匣子，虽然已经细心擦拭过，还是看得出它经历过的沧桑岁月。我的手有点颤抖，接过小小的钥匙插进去，转了一下，翻开铁盖，里面是几本泛黄的笔记本，其中最上面的一本，封面写着《红九连花名册》。
我拿出这个本子，翻开来，第一页写着连部，划了表格，连部有六个人，连长、指导员、副连长、文书、通信员、卫生员。
我的手指微微颤抖着，指着第一栏，连长钟雄生，看到最后一栏备注，里面写着：1941年4月在泰州马镇战斗中牺牲；
指导员郭汉林，1938年8月在马鞍山邰家山战斗中牺牲；
卫生员林薇，1938年8月在马鞍山邰家山战斗中牺牲。
……
我们把花名册作了统计，全连124名官兵，在马鞍山东江公路伏击战中牺牲2人，在马鞍山邰家山战斗中牺牲35人，包括班长钟四妹、战士凌厚明、张刚。一共有77人注明了在抗日战争大大小小战斗中牺牲，另21人注明“据查实”在某次战斗中牺牲；有20人注明失去联系，其中9人注明“据说”在某次战斗中牺牲，只有8个人在解放后注明了下落，其中两人曾据说战斗中牺牲，后来划掉的。
这8个人中包括唐人锋，其余7个人注明是建国后某年某月见面，或是通信联系。其中华国勇，先是注明“据说在1945年8月苏中兴化腐子镇战斗中牺牲”，后来划掉了，旁边写着：“1954年10月在全国战斗英雄群英会上意外重逢，相见甚欢……”
这些一百多年前出生的前辈，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胜利，为了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解放，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8岁、20岁、30岁……想到这里，我双眼已被泪水模糊，老唐和小白也早已是泪流满面。
整理完了后，我们默默无语，擦拭眼泪后，一齐郑重地向客厅中间唐老的遗像鞠了三个躬。待告别老唐，我和小白默默地沿着街道前行，只见阳光明媚，道路两旁鲜花盛开，大树上的蝉声响成一片。我转头看向年轻的小白，她娇艳的脸颊上泪痕还依稀可见。
“好好享受生活吧，为了那些期待看到这一天的他们。”我如是感慨道。
她看着我会意地点点头，嫣然一笑，笑靥如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