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生人，可能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过来的人都比较节俭吧，尤其从我有印象以来就知道家里条件不好，当时父亲是名普通的小学教师，母亲生病下岗在家，上头有奶奶需要赡养，还有一个大我六岁的姐姐，我在一岁半的时候又身患疾病，对家里无疑是雪上加霜。记得当时找的医生说让喝虎骨烫可以治好病，价钱是3000块钱一付，那时候父亲一个月工资也还不到一百块，但还是借钱买回来了，（后来事实证明我们上当受骗了，根本不是什么老虎的骨头，放在30年后的现在回头看可能觉得可笑，但是如果真的当过病人家属，可能就会理解当时的求医心切了）父亲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去鸡饲料厂通宵干活，我到现在都纳闷当时他是怎么熬下来的。同样的，因为贫穷我跟姐姐有太多不一样的童年了，现在感觉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幅幅的闪过。记得有次我跟母亲在家，我当时正在院子里玩，听到卖香蕉的在门口吆喝呢，就特别想吃香蕉，壮了胆子才对着卖香蕉的说，等一下。然后回屋里告诉母亲，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母亲当时边说边从床底下取出钥匙，打开那个在我看来象征着权利的存放着爸爸工资本和家里钱的抽屉，母亲说，今天22号了，家里就剩下5块钱了，你爸还有好几天发工资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可能现在看来母亲太实在了，怎么能在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跟前说这个呢，但在我看来，贫穷这种早已深入骨髓的感受怎么可能因为父母的一句善意的谎言而忘记。儿时这样的记忆太多太多了，但是坦白说，我最知足的却还是父亲能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还能让我跟姐姐保守一份真我，一份快乐。记得当初那几年最困难的时候，父亲每次下班回家，都还是一脸笑意，把我举的高高的跟我玩儿，那时候应该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时至今日，我也参加工作，也为人夫，为人父，每次下班回来本总想像当初父亲那样，高高的举起儿子跟他玩，很多时候却因为忙或者各种各样的烦心事而不了了之。后来，机缘巧合，父亲的一位朋友当了我们这里某单位的一把手，父亲也顺势调进该单位，手里还有了那么点小权利，家境终于开始慢慢好起来了。记得初中三年几乎每天去学校我都能拿一瓶饮料，而在几年前，每逢过年或者六一儿童节，别人家都是一箱一箱的买饮料，父亲只能给我和姐姐一人买一瓶，记得特别清楚每次都是我把自己的饮料先藏起来，然后跟姐姐说我的喝完了，再一起喝她的，等喝完姐姐的，最后我再躲在角落慢慢喝我自己的，每喝一小口都放在嘴里呲溜半天，让嘴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尝到滋味才舍得咽下去，那时候总想着什么时候能有喝不完的饮料就好了。记得还有一次父亲在天主教兼职教电子琴，天主教的领导请客吃饭，这领导恰好也是我们邻居，父亲的朋友，两家相处的很好，吃饭过程中领导和父亲都上厕所去了，我那会正在外面玩，听见父亲在厕所里借着酒劲小声的对领导说“老伙计，你听着，娃一会上学去呢，我让他在前面柜台拿罐露露，你也知道我没能力，待会算账的时候你一块给算了吧”，对方当然满口答应了，他俩出来后父亲没想到我就站在外面，明显不自在的边系皮带边问我怎么还没上学去，吩咐我拿瓶露露快去。等我上高中时，姐姐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母亲也开始领退休金了，家里也陆续开始把前些年欠的外债慢慢还清。说起外债，我觉得同龄人很少有像我对家里的负债情况从我上一年级起就清清楚楚的，没有一点夸张，那时候父母谈话说欠哪些亲戚朋友债的时候，原本在里屋写作业的我偷听到了都能跑过去纠正他们的不对，说应该是欠谁家多少多少。记得当时家里欠债最多的时候有一万八千多块钱，那时候父亲一个月工资不到一百块钱，我抬头望着已经掉的不成样子的天花板，觉得那简直是一座大山压在头上。不要好奇我为什么对家里情况这么清楚，我从小就知道那个象征着权利的被锁着的抽屉钥匙放在哪里，抽屉里面除了父亲的工资本和为数不多的钱，还有一本父亲记下的欠债本，我偷偷数过，父亲欠债最多的时候有31个人（我到现在都佩服也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向至少31个人开口并借到钱的，起码换我现在，我确信不会有31个人肯借我钱）。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和快乐就是每过一段时间甚至几天，就偷偷翻开那个欠债本，希望父亲能在上面划掉几个人名。但很多时候是旧名字还没有划掉，又写上了新名字。不过好在那些现在回过头看感觉苦涩或者心疼的日子，都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这算作苦难的话，那么我觉得苦难根本不是什么别人说的财富，那是彻彻底底的难熬的一个又一个白天和黑夜，也是父亲刚过四十岁就已经半头白发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