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宝塔区有座杜公祠，仿唐建筑，依崖而建，入口处有一文人雕像，面容清瘦，神色忧虑。问当地人，果然是杜甫。
杜甫是我喜欢且极为尊崇的诗人。那年乘船顺流而下游三峡，到白帝城时已子夜，兴致勃勃的上去游玩，金风劲吹，零星雨点落下，无边落木萧萧下，非常应景，想到诗人一生坎坷，不免为其凄凉。去成都，草堂和武侯祠是必去之地。知道诗人在延安还有行迹，就想着去看看。
景区不大，中午时分进去，只我一人。上山的石道因疫情被锁封，能看的就是那些阁、堂、轩、廊，里面的展品不多，数本历代杜诗刻本，数部历代杜诗评论，十几块后人纪念碑刻，几十块杜诗木刻，楹柱上多有对仗工整的楹联。来这里还是有了些收获，彻底了解了杜甫在陕北及延安的活动轨迹，又从中得知杜甫是西晋名将杜预的后人，也算不虚此行。
建筑布局紧凑，高差利用合理，外观风格鲜明，内部空间宽敞。虽是近年重新扩建，但历史悠久，管理机构又多方扩展功能，挂有延安中小学语文教育基地等多个牌子，八方引流的意图明显。可惜游客不多，我扫码进入时无人注意，开始欣赏杜甫雕像时方有一工作人员冲出，面带愠色让我登记，注意到上一位游客登记时间不是当日。
即便是一个小众小景区，游人之少也出乎意料。节令很好，气温宜人，五谷丰登，瓜果飘香，鸡肥羊壮。疫情管控对旅游有影响，但其他革命旧址游人仍然络绎不绝。有历史，有故事，位置好，虽说建筑是新修的，展品不够丰富，但也不该门可罗雀。
也许是策划不足，也许是包装不够，也许是宣传不到位。或许也与社会思潮有关。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在生前并不被人接受，更谈不上崇拜，他的名气是去世半个世纪后才获得的。以他的交友范围和才情，杜甫应该是生前被刻意忽略了。他生活的时代是盛世和打断盛世的战乱，君王或沉迷于盛世的幻境，或执迷于盛世的再现，不愿意听到自己不想听到的言辞。同时代的文人或绝对相信君上，或小心翼翼为官，或真心讨厌有人给精心维护的意识添堵，杜诗甚至不能入选同时代文人编纂的诗集。
五十年后，盛世已成遥远回忆，恢复盛世的努力劳而无功，一部分清醒过来的文人们终于意识到杜诗的价值，韩愈、白居易开始为他正名。晚唐乱世的流离中，杜诗成为公认的诗史。有宋一朝，苏轼就推崇杜甫。同样忧国忧民，进而慷慨赴死的文天祥，也感慨“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花剌子模信使的故事可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出现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君王身上，其实也广泛发生在我们普通人身边。我觉得，喜欢报喜不报忧是我们人类在物竞天择的进化中建立的心理防范机制，避免在困难情境中被极端负面的信息引发情绪崩溃。普罗大众有这么点小缺陷，影响不会太大。历代的统治者则需要防微杜渐，肩负的责任不同啊。行走于庙堂之上的文人们，更要谨慎，至少不要投机和颠倒黑白。唐玄宗自负巨眼识人，李林甫就上表贺野无遗贤，彼时离安史之乱已经不远了。
前几年社会有一种不好的思潮，过早宣传盛世的到来，过分夸大国力的增长，动辄厉害了。这个思潮清理不够彻底，鼓吹厉害的这些人，现在看得见扶贫和乡村振兴中基层干部两鬓斑白未老先衰，却不愿正视其工作中的艰难。他们不去解决疫情之下底层人民的苦与难，却对反映实际的人上纲上线。他们和历史上不喜欢杜甫和杜诗的那些文人没有什么区别，偏偏他们还有不小的话语权，能影响好多人。
康乾雍盛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盛世的顶峰，当代中国注定要超越它，包括在时间跨度上的超越，超越才刚刚起步，讴歌伟大成就是必须的，忽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挫折和反复是需要防止的。花园里只有向日葵未免过于单一，育几株带刺玫瑰也能增色添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