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年的正月十五，已经怀孕三个多月的我和老公一起，背起行囊直奔常州，在一个叫加泽的集镇上，摆了个修钟表的摊子，丈夫早出晚归，我就在离那儿五华里地的乡下，住了下来。因为那里有个本家三嗲嗲一家，既不要房租也能照顾我们。
每天早上老公去出摊，下午回来前，从二十几华里外的服装厂，拿回需要加工的衣服，老公每天会驮上一蛇皮袋子的裤头，一百多条，让我回来用缝纫机加工。闲下来，我就和三奶奶一起去湖滩打鱼，抓毛脚蟹，有时打粽叶卖钱。每天中午，我就从屋后一块空地上，拔上一把自种的青菜，煮上两大碗菜饭，从老公带回来的两个番茄中，取出一个切成十几小块，用白糖拌一下，一顿饭就完成了。每天如此重复，邻居们都说：江北佬就是喜欢吃咸泡饭。我挺着个大肚子，每天最好的营养补充，就是老公带回来的另外一只番茄，但也不是天天有。
记得有一天，一条装满甘蔗的大船停在河边的码头上，村上的人家，你一捆他一捆地往回扛，一问，八分钱一根，一捆八角钱。看到在江北老家，从未看到过连节都能吃的甘蔗，我也馋了，回去跟老公商量，想买一捆回来，老公来了一句：别馋了。我知道这句话的份量，家里实在太穷了，能省就省吧，省点钱好寄回家买化肥。
有时，三奶奶舍不得我，家里有好吃的就来叫我们去吃，老公不好意思去，我脸皮厚，隔个十天半个月，就去蹭一顿。但也不是白吃白喝，三奶奶家有什么活计，我都帮着干。六月初，江南己经开始栽秧了，还有半个月就到日子的我，每天挺着个大肚子，帮着栽秧，有一天，一不小心见了红，三奶奶吓得从床上剪下了棕线，用金环子冲茶给我喝。
六月十六日，凌晨三点多点，我感到浑身不舒服，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老公问：怎么啦？我说：肚子有点痛，不知道是不是要生了。老公见我满头是汗，用扇子边给我扇边问：要不要紧，我们去医院吧。我说：别嘘，等一等再说吧，如果不是要生，让人知道了会发笑的。早上六点多，老公到集镇上去摆摊了，临走时关照住在隔壁的堂妹：志琴，你嫂子肚子有点疼，等你起来时，如果还疼你就陪她去医院，看是不是要生了。到了九点多了，肚子一阵疼似一阵。志琴妹妹见状，赶紧用自行车，驮着我往五里路外的加泽医院赶。一路上不停的颠簸，使原来就很痛的肚子更疼了。好不容易捱到医院，一个护士过来了，她叫我躺在床上，用听筒听了听，又用皮尺量了量，用我听不懂的常州话对妹妹说：didi格肚皮，养嗲东西？我问妹妹什么意思？妹妹笑着道：说你这么小的肚子，养什么东西。我听后很不好意思地对志琴妹妹说：这下丢人丢大了，可能是我没得熬劲，我们回去吧。
妹妹骑着车回去了，我闷闷不乐地走到老公在加泽街上的摊位旁。老公问：怎么回事？我不好意思地说：人家医生说还没得生。老公忙着做生意，我搬了张凳子坐在旁边，十一点钟的样子，我坐不住了，一会儿皱着眉头，一会儿捂着肚子，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淌了下了。老公见状，赶忙把摊子收拾起来，用自行车驮着我上医院，到医院只有两华里的路程，我们走走停停，用了一个小时才到了。
到了医院，正是中午休息时间，护士把我们安置在病房内，说医生已下班，回去吃饭了，叫我们耐心等。我们在耐心的等待中熬了两个多小时，老公骑车去街上，破天荒舍得给我买了个西瓜，切了一角给我吃，可我己经疼得不想吃，老公舍不得浪费掉，拿起西瓜跟我开玩笑说：买给你吃你不吃，下次不准喊我小气鬼了。我正疼得没处发火，他成了我的出气筒，被我噼里啪啦地一通瞎骂。终于在两点多医生来了，医生叫我们不要害怕，说快要生了。阵痛一阵紧似一阵，夏令时4点钟，我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里只有一盏灯，连个电风扇也没有，夏令时4点45分了，我在里面痛苦的呻吟着，老公趴在窗户外面，不放心的朝里面张望着。忽然晴朗的天空，顿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暴雨骤降，外面一片漆黑。但当孩子在4点48分呱呱落地时，外面又是晴空万里。虽然疼痛难忍，但儿子出生的那一刻，似乎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
孩子出生后，我被推出了手术室，病床上孩子睡在我的身边，但我没有心思睡觉。病房没有门，里面住了4个产妇，一个是前一天生的，我刚生完，还有两个待产。半夜，隔壁床上的产妇，可能要生的原因，撕心裂肺地嚎叫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折腾，孩子终于出生了。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第二天，另外两个又生了，四个产妇，四个家庭，四个孩子，我的天啊！
因为太吵，也想省点钱，第三天我们就出了院。出院后，我们又回到了那个，烧的穰草冒着青烟，马子靠着铺边，仅有十个平房的丁头府小屋。整个屋子只有一扇门，没有一个窗户，就别提电风扇了。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没几天，我的额头上热出了满满的浓疙瘩。三奶奶见状，让我住到了她家，十天后，公公和婆婆从华庄坐帮船到东台，又从东台乘轮船到泰州，又从泰州乘轮船到常州，最后到加泽。老公骑着自行车去接他们，在回来时拐变太快，把膝盖跌破，到现在都留下一块很大的疤。但他一天也不肯休息，第二天还忍痛骑车去摆摊。休息两天后，我随公公婆婆带着儿子回到了老家，老公则留在哪继续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