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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靠文字讨生活的，说洋气点叫“文字劳工”，说夸张点是“笔墨生涯”，实际上就是一个码字员。从编报纸、审新闻稿件到写总结，无论做什么工作，都离不开文字。在简书坚持日更千字后更是离不开文字了。

我的文字营养从哪里来？当然是阅读了。世界之大，书籍之多，用浩如烟海来形容毫不为过，如何取舍？一个“淘”字说尽了读书人的艰辛、无奈和喜悦，用的恰到好处。淘所需之书，淘有用之书，淘好书，才能读好书。至于淘书之乐，读书之趣，各人有各人的感受，又怎一个“淘”字了得。

断断续续，一晃几十年，淘书已随我慢慢变老。我的淘书生涯始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的“淘”是要，是借，是抄。随大人走亲访友，我的小眼珠滴溜转，为的就是在哪个角落里发现一本我没有的书。我“淘”的第一本书是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全4册，我“淘”到第一册还是缺少封面的，当时已经如获至宝。我借的第一本书是连环画《半夜鸡叫》。我抄的第一本书是当时的禁书《少女之心》。这些算是我“淘”书的序曲吧。

小时候，我还真正“淘”过书——用水洗书。那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爸爸在镇上新华书店购买了《说岳全传》，视为宝贝，不轻易示人。有一次，我趁他不在家，偷偷装到书包里带到学校去看。课间我到教室外无人的地方偷看，被同学看到了，也想看，两个人夺来夺去，我怕把书夺坏了，一松手，书掉地上，溅起脏水，把书面弄脏了，我害怕爸爸打我，索性放在干净水里洗去污泥，哪知道越洗越坏，竟然把书面弄坏了。回家，爸爸也没有打我，而是责怪道：“傻孩子，书脏了是不能洗的。图书馆失火了不能用水灭火，否则火灭了，书也毁了。”自此，我知道：书脏了，不能用水洗。

我的真正淘书生涯是从上大学之后起步的。当时，我姐夫送给我一台收音机，我喜欢听淘书家的故事。记得有一次听的是50年代原国家足球队守门员刘国斌几十年如一日收藏古棋谱的经历。《渊深海阔》是一部清代象棋谱，海内孤本，1964年被刘国斌以人民币32元从中国书店买下，当时钱不够把手表卖给信托店再回中国书店取书的细节都牢牢的记着。淘到好书不放弃，不舍弃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读大学时，从一位拾荒者的“杂货铺”里，淘得一本秦牧先生的散文集《花蜜和蜂刺》。一口气读完《中国人的足迹》这一篇，不仅了解了近代华侨的屈辱史，还了解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史，理解了华侨地位迅速提升的幸福感。掩卷而思，一种豪情油然而生。同时知道了散文还可以写得这样洋洋洒洒，大气厚重。如获至宝，赶紧买下，珍爱有加。不想同学见了，死活要借，但这一借，居然就是一学期不还。我吃不香，睡不香，数次联系，终于收回来，就像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亲人，自此再不轻易示人。同学后来都说我小气，我笑笑，也不争辩，干脆认了，好书再也不轻易借人。 

我喜欢帮人搬家、倒腾办公室。其私心是可以淘到被他人视为废纸而之于我为宝贝的好书。有一年，我古代文学老师的儿子打电话给我，说是他父亲留下的书占了家里的几大橱子，过一段时间还要拿出来晒晒消消毒，他们也不利用，想把老师的书卖到废品收购站。真是天上掉馅饼，我按照废品收购站的最高价格全部收购了，可是“淘”到了不少好书，特别是老师的批注本，还有一些老师的手稿。

我真想天天有这样的好事，可老话说得好：“好花不常开，好事不常有”。这种好事以前是不常有的，现在倒是常常有，我现在为没有地方放书而伤透脑筋。我喜欢书是出名的，朋友中，有些是不爱书或从不沾书的，因此他们一发现有书可淘的事都能及时知会我一声。我主要是淘有用的书，而不特别注重版本。现在都通过电子书查阅，不是很注重淘书了。

捡漏是淘书中的一大乐事。所谓“漏”，并没有统一确切的标准，但其核心却必定是，买家所付之价与愿付之价存在较大程度的分离。这也是乐之所在：拣了便宜，谁能不乐呢? “漏”的出现是卖家对市场“无知”的产物。一本旧书价值几何，要看版本、品相，还要看稀缺程度，更要看市场需求强度。也就是说，给旧书定价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干好的活儿。旧书虽通常比不上文物金贵，但两者的定价之难以及所需的专业知识之广却有共同之处。“漏”的出现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能否拣到“漏”，需要靠一点点运气。运气之外，能否捡到“漏”则主要取决于个人“眼力”。没有“眼力”，即便再大的“漏”，也可能在你眼皮子底下“溜走”，不成其为“漏”。

当年旧书摊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这不是因为我爱旧书，而是我认定那一堆堆无人问津的旧书中，似乎总有朋友在等我，也许已等了数十年，也说不准。

1992年9月的一天，我在江苏省清江中学门口右边看到一个租卖合营的小书摊。书摊上供卖的书并不多，我瞄上了一排租借的书，都是老版本首次印制的，有1948年上海春明书店印行的《鲁迅文集》，书好价贱。看摊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模样，是帮大人临时照看的。坐在那儿呆看淮海路的车流人流。我问她：“这书没有人租吧？”她一听高兴地问我：“你要租？”我说：“这种书租的人不看，看的人不租。”她回答：“是的，每次从家里运来，也没人租。”我一看机会来了，就说：“放在这儿没人租也是白放，不如卖给我吧。”女学生拿不定主意，本来嘛，这些书是只租不卖的。我开始游说她，说什么没人租就不能生钱，白白占有资金，要卖了，多少是钱，你爸爸知道一定夸你会做生意等等的话。磨了半个多小时嘴皮子，女学生一咬牙决心卖给我。我心里狂喜，可表面上装的像没事人一般，一点儿也不显山露水。20本书，才50块钱，我半个多月的工资。离开书摊，我不敢回头，几乎是一路小跑，心想，这哪是在淘书，纯粹是在偷书，是捡了个大“漏”。我不知道，后来那个女学生有没有挨她爸爸的骂。这也不能全怪我，谁叫那些书让我眼热心动呢？又谁叫女学生不懂这套书的价值呢。

过去淘书，多数是从好书中淘好书，而现在更多的是从坏书中淘好书，是真正的“淘金”。现在盗版的书充斥图书市场，一不留神，就会吃“苍蝇”。另外，现在的书价高得离谱，非我等一介书生能承受，只能在“淘”上下功夫了。好多时候，我都“淘”不到好书。

孔夫子旧书网当然是淘书的好地方了，只要用心去“淘”，收获总是多多。2020年，我出版了专著《周恩来新闻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把该书定价为268元人民币。以前好多师友出书都会赠送一本给我，我现在出书了，必须回赠给人家，怎么办？我先不主动赠送，等人索要，并且时时关注网上促销，便宜的立即下单，有一本121、134、154元不等的，我都收入自己囊中，然后签名赠书。这样既少付了大洋，又增加了友谊。

现在，我更多的是“淘”有用之书。中国知网王凤超的《周恩来新闻活动年表》一文就没有收入，我在孔夫子旧书网找到《新闻研究资料》这本书里有收录，我联系到该书的拥有者，他说少于200元钱不会卖给我的。我说我们两个人加个微信，我给你发20元钱，你把《新闻研究资料》中的《周恩来新闻活动年表》部分拍照发给我，结果他得到了实惠，我也找到了所需要的资料。这是我淘书比较得意的一次。

淘书难、淘书累、淘书乐，是我四十年淘书的基本写照。说难，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图书业发展很快，图书种类目不暇接，书价也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走高。但是这种“难”是幸福的难，毕竟书多了，有可淘的余地，总是好的。“淘书累”自然是指淘书费力费神，更多的是淘到书后的存放问题，首先是量大，四十多年下来，聚书很多，住房逼仄，如何让书们类聚群分，方便自己查找、阅读，挪来挪去，藏书于楼道地库，难道不累吗？“淘书乐”可是深有感触的，当我无所事事的时候，翻阅淘到的一本喜爱之书，可以让我愉悦心情；当我才思枯竭的时候，再翻阅阅读过的经典总有意外收获；当我在书上签下某某某雅正、教正、惠存的时候，我的高兴不言而喻。

时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什么事情，都会有荣谢兴衰。淘书这一文人乃至收藏家的爱好会逐渐退潮，变成了少数爱书者的坚守。我就属于水落石出后的坚守者。我想，淘书乐趣多，淘书的故事会代代延续、永不枯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