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诸君如果旅游日本东京，大概会去东京国立博物馆参观，幸运的话或许可以看到宋徽宗赵佶的作品《桃鸠图》。此画桃枝和斑鸠与相呼应，画笔流畅，构图完美，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图画右侧赵佶的花押形似天字，传说是“天下一人”四字的合体。
《桃鸠图》是日本与大明堪合贸易期间作为唐物流入日本，传承有序，存留至今，成为日本国著名的国宝级文化财。
应仁之乱平息以后的文明十五年（1483年），退位之前将军足利义政移居东山山庄。现任室町殿足利义尚被京都人称作西府，而东山殿义政则被称作东府。足利义政在东山山庄大兴土木，营造了众多殿舍。文明十七年（1485年）建立阿弥陀堂（东求堂），延德元年（1489年）建立观音堂，即大名鼎鼎的银阁寺。
确切来说，银阁寺的正式名称是慈照寺，属于临济宗相国寺派。足利义政在慈照寺兴建观音堂，由于被称作银阁的观音堂太过有名，慈照寺才被后人称作银阁寺。足利义满北山时期兴建的鹿苑寺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才被后人称作金阁寺。
这些土木工程的费用一方面来自守护大名与庄园领主的纳入金，一方面来自诸国征收的要脚段钱（临时税），再则就是来自对明堪合贸易的收入。足利义满开创的堪合贸易迁延一百五十余年，为日本带去了数量可观的精品唐物。这些唐物成为东山御物的主要组成部分。
所谓东山御物指的是室町将军足利义政收集整理的绘画、茶器、花器、文具等种种器物。足利义满与足利义教等历代室町将军对堪合而来的众多唐物爱若至宝，每每押上“天山”、“道有”等鉴藏印以后收入将军府库日常赏玩。足利义政时期同朋众能阿弥编纂《御物御画目录》，将这些收藏的文物分门别类加以著述。此后东山御物就成为室町将军收藏品的代称，与江户将军收藏品之柳营御物相对应。
室町幕府与大陆的贸易往来其实开展得相当早。后醍醐天皇驾崩，足利尊氏创建天龙寺用以吊唁老对手后醍醐。北朝历应四年，南朝兴国二年（1341年），为了筹措天龙寺的营建费用，室町幕府派出天龙寺船前往大元。幕府与组织行船的博多商人约定回国以后无论盈亏都需要缴付五千贯作为建寺经费。天龙寺船返回日本，收益丰厚，天龙寺因此得以竣工。岚山天龙寺作为京都五山之首，寺社俨然，樱花如雨，已是如今游客游览京都时必到的景点之一。
天龙寺船运送了大批浙江龙泉窑的上等精美瓷器前往日本，日本美术史甚至因此将元明时期的龙泉窑作品按成色分为三类，称之为“砧青瓷”、“天龙寺青瓷”和“七官青瓷”。其中砧青瓷偏蓝，天龙寺青瓷偏绿而七官青瓷偏黄绿色。
有明代元，吉野的南朝与京都的北朝争夺九州甚为激烈，溃兵乱党沦为倭寇肆虐中朝。加之后来胡惟庸谋反事件又牵涉到了日本，太祖朱元璋于是执行海禁，杜绝中日贸易。
大明与之前的朝代有个显著的区别，在于明朝首开长期海禁。隋唐两宋而至蒙元，中央王朝于朝贡贸易之外无意干涉私人互市以及民间海贸。尤其宋元时期，官方鼓励之下中国的民间海贸有了飞速的发展，改变了隋唐时期阿拉伯海商上门互市的局面。而中国走向海洋的历程到明朝时嘎然而止，首次关上了国门。
朱明的海禁，部分是倭寇肆虐，海疆不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沿海地带的叛乱难以平息。朱重八起自草莽，一路打垮群雄，其中江浙的张士诚、浙东的方国珍一直是他心腹大患。方国珍投降以后，朱元璋将其余部以及舟山群岛的居民编籍为军，尽数内迁。对于朱明来说，叛党远蹿荒岛，叫嚣毋忘在莒，克复大陆，这样的威胁实在是近在卧榻。海禁首要目的就是清理张士诚、方国珍残逆的叛乱，摸排处置不安定因素，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一方面禁绝海贸，一方面又通过厚赐财物来维持万国来朝的上国体面。一来二去，东亚列国都整明白了，所谓朝贡就是拿面子换花差花差的外援物资啊，于是趋之若鹜，甚至还有国家雇佣中国水手和商人冒充使者借朝贡来骗取赏赐。
周边诸国频繁到南京早请示晚汇报，朝鲜、安南等国一年一次乃至一年多次派出朝贡使团，饶是大明地大物博负担起来也颇为吃力。朱元璋于是立下规矩限制各国朝贡贸易的规模与频率，中日之间堪合贸易所用到的堪合就是对贸易规格加以限制的手段之一。
堪合指的是朝贡船只必须持有明朝颁发的堪合凭证，检验相同方予以接待，否则以假冒处置。换成现代的术语来解释，就是配额贸易。由政府发放数量有限的，可以合法进出口的许可证，没有许可证则禁止贸易。
上个世纪的时候，全球霸主美国就是凭借配额贸易扼住了大陆发展的势头，动辄借此敲打中国。北京咬牙断腕，以浴血之牺牲加入到世贸组织，这才摆脱老美的讹诈，方有今日挥霍的根基。
朝贡贸易这场海天盛筵，日本其实是个迟到者。朱元璋派使者前往九州太宰府，告谕改朝换代，劝其朝贡正朔。南朝征西府的怀良亲王先是诛杀使臣，后来又写了封《日本良怀亲王上明太祖书》啪啪啪地打脸朱八八。老朱气得喘不过气来，却鞭长莫及，太远诛不到。等到南朝征西府势衰，明朝使团勾搭上京都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将军义满婉拒了大明通好的请求，关起门继续殴打南朝。
直到日本南北统一，政局基本平稳，足利义满在筑紫商人的劝说下意识到了舍虚名而求实利的必要性，加上又能依仗天朝上国的威风加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好处多多，实惠多多，何乐而不为。应永八年（1401年），足利义满派使团前往大明贡献方物，建文帝下赐“日本国王之印”。
日本参与到朝贡贸易体系当中，很快就尝到了甜头，成为豪华宴席当中的首席饕餮。日本利用献俘倭寇的方式，持续遣使朝贡，且无视贡期约束与使团人数的限制。成祖朱棣在位二十二年，日本统共派出八次朝贡使团，平均每三年一次。日本与大明进入到了关系最甜蜜的时期，你侬我侬，蜜意浓情化不开。朱棣看到父亲朱元璋屡招不来的日本如今乖乖就范，自觉功高父祖，远迈唐宋，Make Ming Great Again，些微不如意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足利义满首开朝贡到足利义持断绝外交，这段时期被后人称作第一阶段堪合贸易。中日双方亲密无间，合作愉快，你给我面子，我给你里子，花花轿子人抬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日方进贡的主要物品是刀剑、硫磺和铜。由于琉球进贡的硫磺压低了市价，日本后来被迫减少硫磺的比例，增加了铜的输出。而后者受欢迎的原因是日本铜没有精炼，明朝一方面可以拿来铸造铜钱，一方面可以从中提取白银，转手再把铜钱卖给日本。
日本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国家渐趋稳定，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其自行铸造的铜钱因为粗陋得不到国人认可，货币买卖全靠从大明进口的海量铜钱。此外日方还从大明朝廷获取大批唐物，例如应永十四年（1407年）为表彰协助捕获倭寇，成祖朱棣特赐足利义满花银、铜钱、纻丝、彩绢、宝石珍珠、剔红香盒等众多珍玩。日方的贡使还会在中国市场上自行采购众多绘画、瓷器、漆器等唐物带回日本。
应永十五年（1408年）三月，将军义满迎奉后小松天皇巡幸北山山庄。山庄之中每间屋舍皆以唐物装点，典雅华丽有如特朗普之黄金豪宅。后小松御览之后，足利义满将一山庄的唐物全部呈献皇家，朝野震动，富贵无双，义满借此确立幕府将军无可动摇的太上天皇地位。
四代将军足利义持在位的时候，室町幕府改变政策，放弃公武合体的邪路，转换为以武家为核心的主体思想路线，紧密团结在将军周围，自力更生，自主奋斗。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中断堪合贸易，断绝了与大明的外交。
官方的堪合中断，民间的海禁持续，中日两国间失掉了正常交流的纽带，倭寇海盗随之抬头，开始骚扰地方。明宣宗朱瞻基为此特意经由琉球斡旋联系日本的幕府将军，建议恢复外交关系。而足利义持死后，继任的足利义教为改善幕府财政，也有意重开堪合贸易。双方一拍即合，永享四年（1432年），日本选派两百余人的使团奉表入贡。宣宗因此特赐将军义教朱砂漆彩妆戗花金轿、银酒壶、古铜点金斑香炉、朱红漆戗金碗等六十箱唐物以彰显其再造邦交的功绩。
朝廷回赐与贡使采购的唐物在日本成为高层相互赠答的礼仪用品，并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假性货币的功能。应仁之后幕府经济拮据，将军下赐幕臣的砂金无以为继，只能以唐物替代。而将军频繁巡幸大名官邸，借此又从大名手中大量回收臣下进献的唐物。唐物循环流通，幕政得以顺畅施行，堪合所得之唐物变成幕府上下契合的润滑剂。
从永享四年（1432年）至天文十七年（1548年）这一百余年被称作第二阶段的堪合贸易，日本一共派出十二次朝贡使团，基本遵循了十年一贡的堪合规程，每次使团规模大致在三百人左右。
第二阶段堪合贸易本质是以利益为饵劝诱日本压制倭寇，然而事实上效果不彰。嘉吉之乱足利义教犬死，室町幕府陷入动荡，对地方的约束力持续走低。应仁以后连堪合贸易的权力也旁落到大内与细川两家，足利将军只能喝喝残汤剩炙。约束地方武士，缉捕倭寇海盗自然也就无从提起。更不用提嘉靖时期的倭寇其实真倭十不足一，主要还是沿海地方的海商为主。
明朝前期承袭元制，以国家大法强制推行大明宝钞。没有现代银行制度支撑，中国古代历次钞法无一例外都落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崩溃结局，成为庙堂掠夺民间财富的狗腿帮凶。洪武八年（1375年）大明的宝钞与白银比价为一比一，到宣德七年（1432年）比价已经达到一百比一，而正统元年（1436年）更是达到骇人听闻的一千比一。宝钞价值形同废纸，真正货币自发形成，那便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贵金属。明朝正统年间南方各省将实物税折收金银，标志明朝钞法破产，改用白银。
嘉靖年间，大明虽在全国竭力开采，江南沿海一带的白银短缺已成痼疾无法解决。放眼海外，日本丰富的银矿成为大陆海商眼中的聚宝盆摇钱树。
天文二年（1533年），日本通过朝鲜引入了中国的灰吹炼银法，可以从铜矿中精炼出白银，白银产量大幅提升。天文十一年（1542年）左右，日本兵库的生野银山，石见、佐渡的银山先后开始开采。消息传来，中国海商趋之若鹜，纷纷组织船队前往抢购。明朝禁绝私人海贸，民间海商在大陆无法立足，于是盯上了宁波外海舟山群岛的双屿港。
舟山一带海域，每年六至十月为东南偏南风，十月至次年二月为西北偏北风。自双屿港出海，遵从季风指向，北上日本朝鲜，南下南洋爪哇，都很是便利。双屿港的兴起大约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起初的贸易双方是福建海商与东亚海域的新参者葡萄牙人。
明朝嘉靖二年，日本大永三年（1523年），大内与细川两家因为争贡而嚣闹宁波，朝野震怒，大明与日本之间的堪合贸易已成鸡肋。嘉靖二十六年，天文十六年（1547年），日本堪合使团到达宁波，明朝以朝贡不足十年之期为由拒绝使团上岸，船队被放逐在舟山列岛长达十个月，最终所获唐物亦为数甚微。
如此一来，大明觉得无法达成压制倭寇的根本目标，日本以为入不敷出失掉获取唐物的本意，持续百余年的堪合贸易至此遂成绝响。而几乎同时，宁波双屿港的私商贸易却进入到了全面发展的兴盛时期。葡萄牙人平托所著《远游记》以夸张的手法声称葡萄牙人在双屿港修建了一千多所房屋，港内共有居民三千人，其中一千两百人是葡萄牙人，其余都是列国的基督徒，商品买卖使用来自日本的银条。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月，浙江巡抚朱纨派兵捣毁双屿港，整顿私商海贸。海商势力凶猛反扑，朱纨自杀，沿海局势越发混乱，终于酿成嘉靖年间肆虐东南的倭寇之乱。
行文到此，不得不对堪合贸易加一句评语。以色事人者，色驰而爱衰。以财招友者，财尽而友绝。如果想要重建横跨亚欧的新时代朝贡体系，前人的历史教训不可不察。
（第五十五节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