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行囊就在脚边，军绿色的两大包，鼓鼓的。那副扁担是用来挑行囊的，也用来挑着生活压在这条汉子肩上的沉重负荷。他的怀里有一个布包，褐色。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布包定是出自乡下老妈妈的手艺，包上如此细致又平整的针线，仿佛将生活所有的利刃都缝进了无声处去。他蹲在那块铁皮公交站牌之下，夏末秋初，似乎整个城市都在享受着早晨七点的宁静，空旷和清凉，没有太阳，只有拂面而来的风，柔柔的，细细的。所以公交车也慢悠悠的迟迟不来。这个城市不到早上八点半是绝不会有半分骚动和热闹的。也许正是冲着这个八点半，才有千千万万个和他一样的人不远千里，奔波而至。

他独自蹲在那块站牌下，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过去了，他的姿势始终没有变过。双手抱膝这个动作似乎与他四十多岁的年龄并不相衬，那涣散又迷离的目光却始终朝着公交驶来的方向。额上顺着颧骨滑落下的汗珠曝露了他内心的焦灼，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阴凉又舒适的早晨，怎么会流汗呢？

公交车终于晃晃悠悠地驶来了。他赶紧用扁担挑起行囊，略打了一个颤，笨拙，滑稽又努力地往车上搬。司机瞥了一眼他的两大包，略皱了皱眉头，然后向他摆摆手，示意他从后门上。

车上的人并不多，坐在角落里的是一对中年妇女。其中一个画着淡淡的柳叶眉，着一袭修身得体的旗袍，拢起的发髻竟将她这个做奶奶的年纪都隐藏了去。他知道，这个城市里赶早的无非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忙于柴米油盐酱和醋，赶早去和菜场跟人争论“一块钱，两块钱”的，另一类则是忙于书法太极广场舞，起早去公园河滨娱情娱性的。显然，眼前的这两位属于后者。

他也找了一个角落坐下，那副沉重的担子依旧堆在脚边。他紧了紧怀里的那只布包，微微低下头，沉默着将目光盯在某个地方：也许是自己那双长满了老茧的手上，也许是他前排的那个蓝色塑料的座位上。可是你又发现他那“专注”的目光里其实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看尽去。那独坐的背影，以及衬衫上淌满汗水又风干了的汗渍叫人望出一丝落寞。

车到站了。

两位妇女与他同一个站台下车。他本能的礼让她们先行，再者也是因为拖着的大件行囊着实给他造成了行动上的不便。当他吃力的挑起行囊，许是等久了的司机不耐烦地催促了一声：“快一点”，他老实的“哎”了一声后加紧步子跟上她们。匆忙而至车后门的台阶处，车子好像动了一动，扁担两头重力的不平衡使他往后一个趔趄。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只顾着后头大件的他，几乎打了一个转，接着一阵晕眩，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便只听得“哎呀”一声，那失衡的扁担不偏不倚正好划过前面那位妇女的背，人没伤着，却将那件旗袍勾出了一根长长的丝。

“哎呀！”那妇女连着尖声叫出了两次。

堵在公交车后门口处理这样的意外总是不太适宜的。

三人赶紧往前跨两步下了公交。他连拖带拉的放下自己的行李后，额头上早已经开始渗出汗来。公交司机从反光镜里瞥了一眼，又慢悠悠地驶走了。

穿旗袍的妇女连声抱怨，却因为这勾出的丝在背后使她一时无法瞧见，更平添了几分焦急。一旁的女伴便帮着她心疼的细细抚了下勾丝处，也连声道：“这可是真丝的啊！这下可好了！”

站在一旁手足无措的他先是渗着汗，紧接着听到了那句“真丝的”明显紧张不安了起来，他低着头，两只黑而粗犷的手不住地互相来回搓，他一个劲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那女伴站出来了，“对不起有什么用，把人家的衣服勾破总得有个说法吧！”

他的脸慢慢地涨红了，那连声“对不起”的声音逐渐微弱下来，有种隐隐的委屈和哭腔似乎要溢出来。他的手悄悄地去紧了紧那只布袋，他知道，那块硬邦邦的，是他现有的全部积蓄。

穿旗袍的妇女说话了，她此时迅速的冷静叫人相信她也绝不是那种市井之妇，“这位兄弟，我们有理说理，你不小心的把我的旗袍够坏了，换做平常我也就算了，可不巧这是我才买不久的真丝旗袍。这样，你好歹就赔点修补费吧！”

他知道她提的要求正当而且不过分，他理应该赔偿一点的，只是他几乎夺眶而出的泪水叫他迟疑着打开那只褐色的布包。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磨叽，赶紧赔点费用就完事了别耽误大家时间，我们还要赶着去滨河广场跳舞呢。”女伴又一次说话了。

他终于还是取出了那一叠包的整整齐齐的3000元，抬头望一眼等着他答复的那位妇女时，他用几近恳求的语气商量到：“能不能，能不能先赔一小部分，您给我留个地址，到时候我把剩下的还缺您的钱给您送过去。这3000块，真的，真的是我有急用。”

她仿佛看出了他的难处，否则怎会在这么一个汉子的眼中看到几乎要掉下来的泪水呢，她细细打量了他一遭，即使那张涨红的脸上分明也写满了饱经风霜后的无力和沧桑。然而，她并没有过问其他，只沉默了几分钟，便开口道：“算了，那你走吧，不用你赔了。”

他惊讶的一瞬间将那份惶恐也收了进去，她的女伴也惊讶地望着她：“哎，吴家姐，这可是你6000块钱买的真丝啊！”。

“算了，算了，谁没有一个难处呢！”

他有点不敢相信却又怕对方反悔似的赶紧连声道谢。

那对妇女说着便离开了。

他重新挑起担子，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却不想，自己忍了许久的，那眼眶里打着圈儿热乎乎的东西，这时候，竟然掉了下来。

住院区1501号病房，母亲喘着粗气，紧闭着双眼正在忍受着病痛带给她的折磨。那稀疏的银发凌乱地掉在雪白的枕头上。母亲右手手腕上的软皮管正输送着维持她生命不多时的最后的血液。他倒了一杯水，轻轻咳嗽了一声。

母亲知道他来了，但是并没有睁开眼。他开始窸窸窣窣地在一旁整理自己带来的床被。母亲的床头是一张今日的医药费账单。不用说，那上面的数字起码是最低的四位数。等他忙完终于坐下歇息喝口水，母亲努了努那干瘪的嘴唇，终于开口说出了微弱的一句：“儿啊”。

他凑近跟前，“嗯”了一声，握住了母亲的那只左手，向她示意他在呢。

等了许久，母亲的喉咙里又颤抖地憋出一句：“咱回家吧！”

他什么也不说了，沉默了好久，最后轻声自言了一句：“咱还有钱！”

在他陪母亲的第三天夜里，出事情了。

母亲正是在那个夜里拔掉了自己手上的针头，或许是她自己意识到时候到了，总要落叶归根，你看，现在不都已经是秋天了吗？她不想让他的血汗钱白白丢在这里，丢在她这个无底又根本无望的窟窿上。那生命活泉的最后一滴就在这个夜里结束了，毫无声息的。

他到了凌晨才发现母亲已经走了。他没有嚎啕大哭，隐忍着默默收拾起自己的行囊。第二天便将母亲的后事给草草办了，远在异乡的他们不在意形式，没有城里人的花头，所以一切都简单。

挑起那副行囊捧着母亲的骨灰搭上回南的列车时，这个汉子的手里除了那张红色的车票外，只剩下两张青色的五十元纸钞。眼角的皱纹爬满了岁月的格子，他想起了乡村的牛羊，想起了母亲做饭时袅袅升起的炊烟，想起了满口烟黄大牙的邻里···只是他此时的心里还有着一个搁不下的结。

他将母亲的骨灰安葬了，就在那个称作故乡的地方。守了母亲的第四天，他掏出口袋里那两张褶皱不堪的五十元，怔怔地望了许久，当晚便买了一张回程票，回到了那个“不到八点半绝不会有半分骚动和热闹”的城市。乡里人也有背后指指点点，议论着他的“忘本”“不孝”的，在他们看来，急着往城里赶，连母亲的孝也顾不得守的，就是忘本，就是不孝。

他默默接受了所有的非议。回到他的工地，本来就寡言的他更加寡言了，只是这次他的行囊只剩下了一个军绿色包裹，也不用那根扁担来跳了。

一个月的工钱，他挣了3500。

他抽出五百块钱小心地塞进自己的内袋，将另外的3000块整整齐齐地叠好理好，揣着它们又一次到了那块铁皮公交车站牌下。

尽管过去了快十天，他的脑海里有迹可寻的只剩下：滨河广场，吴家姐。

这回的公交车并没有让他等许久，他也没有挑扁担带行囊。他只挂着那只褐色的布包，那上车的瞬间叫人从背后望去，似乎这个汉子一下子又老了十岁。

公交车慢慢驶去了，这依然是某个早晨的七点，风有点大，除了将路旁的树叶刷刷地刮落下来之外，车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他无声地坐在角落里，无声的，望着透明的窗外。

秋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