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溪旧事（六）

岁月留痕：左溪村的教育建设之路

      七十年代以前的陕北，幼儿普遍缺乏必需的管理和教育，稚子童蒙的管理与教育始终是困扰万千家庭的难题。不仅是农村，县城里都既无托儿所，也无幼儿园。农家人丁兴旺，多子女家庭往往让大孩照看弟弟妹妹，老人也可照看小孩。有些人家实在没有老人或大孩，每逢出工时分，就把小孩用粗麻绳拴在炕头。有的孩子自己乱爬，常常挣脱束缚，从炕边摔到在地上，哭死哭活的没有人管。后来大队安排年龄大的社员成立“老幼互助组”照看孩子，这般困境方得缓解。我的运气好，两岁的时候就跟着外爷外婆生活，我的弟弟妹妹没有那么幸运，在我妈出工的时候，花朵妈妈照看他们。花朵妈妈的模样，我还记得很清楚，白白净净的脸，和蔼的眼神，说话的语气很温和。记得有一次，我也在左溪，已经很晚了，花朵妈妈一家人吃完晚饭都要睡觉了，我妈还没回来。我们姐弟几个依偎在院子里，望眼欲穿地等待妈妈归来，窑洞里面的油灯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农村孩子不知道城里孩子享受的那些美味的食品和拥有的丰富的玩具。孩子饿了，一哭，母亲就拿出一块窝窝塞给他。孩子啃着酸了吧唧的凉窝窝，马上就止住了哭。没有玩具，小孩子就只是在窑里窑外闲待着，或在野地里疯跑。我们与野兔赛跑，与山雀对歌，在崖畔的酸枣林里追逐嬉戏。不仅如此，孩子们过早地承担起劳动的重任，如进山挖野菜、药材，寻猪草，打柴等。八岁的女孩要负责一大家子人的晚饭，男孩开始握着镰刀割取柴禾，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弯了稚嫩的脊梁。

      左溪村的办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开始了。王养会和玉海爷请可也村白玉国老先生办起了私塾，供金藩和春香两个姑娘上学，校址在庙坡王永智的窑洞里。后来我的四爷王志卿和花朵大王琳都在这个窑洞学校教过书。1948年正式成立小学，1950年的校舍搬在王庆彦我叔家的边窑，院子里支几个石桌，供学生学习做作业。老师就是当兵回来的我的阿伯王养性。学生有我大王庆云、王森、王宪武、王群兰、巧娥大王凤明、贺振华等等二十多人。学生不多，年龄不一，各个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上课。语文、数学都由他一人教。斑驳的窑壁上用锅灰写着“左溪小学”。那个年代的课本非常简单，很贴合实际，我见过，放在现在，小孩子一个礼拜大概就学会了。晨读时分，学生们坐在条凳上，从《三字经》到珠算口诀，土窑里此起彼伏的背书声，混合着村子里牛羊的声音，社员们上工的钟声，构成了山村温馨的启蒙乐章。

      当过兵的王养性有闯劲，思想比较先进，在1952年左溪小学转为公办学校的时候，带领学生勤工俭学，建造了体育场，购买了篮板、篮球、滑梯、秋千、单、双杠，还购买了幕帐、剧服等等，学校办的红红火火。金狗我大姑说，1958年大锅饭的时候，我四孃在喜平家院子里给大家做饭，粉栓姐抱着她，经常在学校的操场上滑滑梯玩儿。

        1955年，我的阿伯王养性便着手修建新学校，经过协调，教育局拨款300元，在家庙院，盖起来瓦房，有教室和教师办公室，有卫生所，还有一间小灶房。据王森回忆，在王养性的提议下，当时的队干部王志德、王世德、王养会、王志臣、王宪斌等支持并号召全体社员捐献木料，全村人齐心合力，学校就搬上来了。这个学校具体用了多少年，无从考证，我那个时候有幸刚刚记事，可能是1973年左右吧！依稀记得那些长桌子和长条凳子。教室里的具体授课场景已模糊，唯记得我们所有的学生一起去生产队的棉花田里去摘棉花的情景。好棉花已经让社员们摘完了，我们去打扫最后一茬棉朵。社发的妹妹王群女，性格开朗活泼，唱歌的声音特别好听，我跟在她的屁股后面跑来跑去。她大声唱“阿娃来——哎！！跟着我上大学——喽”其他的大姐姐们应声和唱。

        凤珍姐是1958年开始上学的，当时的老师是洛川的田老师和西岭村的孙清俊老师。那个时候的学校新，家庙旁边是老师的办公室，教室在东边，可以坐几十个学生，南面有好看的大门，西边是一片花园和菜园。教室的墙基是土坯，桌凳都是长条形的。匠人将头发掺杂在白石灰里边，把院子围墙粉刷得白白净净，上面写着标语。那个时代的村里人，利用农闲，参加识字班，学习文化知识。

      那个年代的小学教师水平普遍低，村庄小学仅有低年级，四年级以上学生需要翻山越岭去公社完小求学。一些孩子嫌路远而辍学。那个时代，能完整念完一张报纸的人，已经是村子里了不得的文化人。我大在左溪念到了三年级，然后去几十里外的肖吉河读完小，毕业之后就被安排到张家洼村当教师。

        后来，乡上派来公办教师，四、五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本村读书，学生人数增加，学校因为冬天房子里太冷，学生太受罪，冬天的时候，学校会搬到梨树院。生产队在南场下面第二次修建学校，打了三孔土窑，就在我家旁边，下一个小峣坡就到了。一孔窑洞是教师办公室，一孔窑洞是四五年级学生的教室，一孔窑洞是低年级教室。院墙上刻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大字，是我们永远铭记于心的座右铭。我家窑背上场院就是操场，在操场上跑步和上体育课，是我们忘不掉的记忆。我的四年小学生涯就是在这个窑洞学校度过的，这个小院是我梦中出现最多的难忘记忆。呼群女是我的同桌，她在白色水练纸上写的字，非常好看，我羡慕的很，我是怎么也写不好的。花枝和改珍刚刚入学，不会写字，老师骂的不行，我给改珍教，王新良给花枝教，老师把王新良骂哭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的！谭永朝老师和韩见村的孙老师给我留下的记忆最为深刻，教学特别认真，给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0年，我上五年级，学校又搬回家庙院。左溪村利用一年时间，拆掉旧房子，第三次修建学校，建了十间房子。除去两个教师办公室和两个教室，王翻朵的幼儿园、王庆荣的卫生所、大队队部都在这些房子里。公社的下乡干部来住队，也有地方住了！修建这个学校相当不容易，十间房子的大梁，用的都是好木料，是社员们从村子周围齐心合力伐木、运回的。砖瓦都是自己烧的，门窗是木匠杨保库师傅做的。那时候生产队没有钱，全靠全村人一条心才能做到建校成功。我们现在回忆往事，轻描淡写几句话就说完了，可是，对于我们的父辈，那是刻骨铭心的经历，有悲惨人生的泪水，有粮食丰收的喜悦，有孩子考上学之后的欣慰。

        这一年的语文老师是白耀昌，也就是天恩舅舅。他是一位特别严厉的老师。他的文化程度高，字、词、句讲得比较规范，我们都能听懂。临到毕业考试的时候，抓得特别严，一整天都在学习、背诵，放学也放得迟，不让我们去外边玩，给我们布置了很多作业。每天都有做不完的题。数学老师是冯振武老师。这一年，冯振武准备参加师范考试，他有两个多月没来学校，是白老师给我们既带语文又教数学。冯振武老师来的时候，他也是布置了很多的数学题，让我们做，然后他拿着一本厚厚的书，也在那里学习。后来我们都考上了南河沟中学，冯振武老师也考上了师范。和我一块上学的有老石村的延林，天恩的弟弟宏丽，白老师的女儿二子，三换的姐姐换子。我们几个是同学，我们一起考到南河沟中学。

      这些年在左溪教过书的公办教师有孙清俊、谭永朝、崔志经、白耀昌、冯振武、崔爱民、杨玉玲、王宪林、冯高斌等等。回忆往事，咱们村谁家拼命供娃娃念书念的多，谁家的光景就好。考上学的人家，娃娃们都有工作，衣食无忧。提前辍学的人，后人都是体力劳动者，一辈子有吃不完的苦。比如说我四爷，在咱村教书之前，他在志丹县税务局任局长。如果他当初不要放弃工作，那肯定前途似锦；我大那个时候不要放弃教学，那也不至于在村里下苦。王养性我阿伯曾经给我们一群小孩说过：你准备靠笔杆子吃饭，你就好好上学读书；你准备拿老撅把吃饭，那你就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要在村子里劳作。小时候不懂道理，不听老人言，长大后是没有后悔药可买的。

      1991年到1993年，延长县粮食局派四名干部在左溪村扶贫住队。首先花五千元换掉了陈旧的水管，把村里和井沟两个蓄水池加宽加长，然后在1992年重新翻修了左溪小学校舍。当时的粮食局是刘建民任局长。左溪的村干部有我的二叔王缠喜，王宪民，我二叔在这一年生病去世，主要工作全靠王宪民。从九月一日工程开始，到十月二十四日结束，为小学翻修了十间房子，并打起围墙、粉刷了墙壁，漆了门窗，办起了黑板报，重修了厕所和大门，同时为小学买了篮球、羽毛球等等体育用具。仅用五十多天的时间，筹款重建好小学校舍，受到全村村民的称赞。这一次重建学校，粮食局支援一万三千元，在外地工作的几个本村人也捐款捐物支援。原延安卷烟厂党委书记王宪武捐款五百元，地区武警支队 的政委王管良捐款五百元，王耀臣捐款若干，七里村乡党委书记王海洋捐款二百元，县农技站王均发捐款五十元，县机械厂王天明捐款三百元，村民集资两千元。喜平捐的一棵大椿树。这些数目的来源是当年贺振华给我说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报道。总而言之，村里人出力，出门人出钱出物，大家齐心合力才使我们的学校一直用到2005年全县撤校的时候。

      多年来，县、乡政府很多单位都派人在左溪蹲过点，他们是致富的领头人，又是群众的贴心人。他们不仅给了左溪村民物质上的帮助，而且使我们在精神领域有很大的收获。纵观左溪村几次建校的经过，充分说明了我们村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每一次建校，社员们都尽心尽力地帮忙，齐心合力办学校，体现了“耕读兴家”的优良家风。

      历经半个世纪风雨，左溪村几次建校的历程犹如一部鲜活的教育史诗。从拴着麻绳的土炕到自建窑洞学堂，从混龄复式教学到拥有正规校舍，这方黄土地上的每个脚印都浸透着村民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的渴求。1992年秋日，当粉刷一新的校舍挂起"左溪小学"的牌匾时，场院里孩童诵读声与篮球落地的节奏交织成新的乐章。那些捐出房梁的前辈、出力建校的后生、熬夜备课的乡村教师，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着"再苦不能苦教育"的信念。而今遥望家庙院旧址，斑驳的"发展体育运动"标语仍依稀可见，它不仅是时代印记，更见证着代代村民将教育火种从煤油灯下传递到电教室的壮阔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