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注意到她左颊的红痕时，粉笔正停在黑板上“幸福”二字的末笔。七岁的阿依夏木缩在最后一排，像只受伤的麻雀。放学后他在戈壁滩追上她，孩子却把脸埋进羊皮袄：“老师，是我自己摔的。”
后来他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看到阿依夏木父亲——那个赶着三十只羊的男人，正举着鞭子训斥女儿：“女娃念书有什么用？”羊群惊散时，他看见女孩用课本挡住脸颊的姿势，像在护着什么易碎的东西。
第二周，他在算术课上出了道题：“如果毡房里有二十只羊，丢了五只，还剩多少？”阿依夏木攥着半截铅笔迟迟不动手，最后在作业本上画了十五个歪扭的羊头。“老师，数字没有羊的样子好认。”她小声说。那天他第一次注意到，孩子的手背上有被炉火烫伤的疤痕。
转机出现在一个飘雪的清晨。阿依夏木没来上课，他在村口拦住要去放羊的女孩。“跟我回学校，”他说，“今天学怎么写‘家’字。”雪落在她睫毛上化成水珠，她突然哭了：“爸爸说写字会把手磨粗，以后不好嫁人。”
教室里，他握着她的手在生字本上写“家”。毡房的轮廓是宝盖头，圈里的羊是“豕”字底。“你看，”他指着窗外，“家就是有屋顶的地方住着羊，对不对？”女孩破涕为笑，左颊的红痕在炉火映照下淡了些。
真正的伤口是在三月显露的。阿依夏木连续三天没来，他找到她家时，女孩正跪在毡房外搓羊毛绳。男人把他挡在门口：“老师，你教她认字，她回来就问我‘为什么男娃能上学’。”羊皮帘子掀开一角，他看见阿依夏木额角新增的淤青。
那天夜里他备课到很晚，突然听见叩门声。阿依夏木站在月光里，怀里抱着那本写满羊头的算术本。“老师，”她颤抖着翻开最后一页，“这是我写的。”满纸都是“家”字，每个宝盖头下都画着一个小小的、圆圈似的羊。
“我想去更远的地方。”她的声音像风穿过芨芨草，“爸爸说女人一辈子就在毡房和羊圈之间转，可是老师，毡房没有门吗？”
他蹲下来平视她的眼睛：“毡房有门，只是有些人不知道怎样推开。”他指着那个“家”字，“你看，宝盖头像不像一扇门？‘豕’是羊，可羊自己不会开门。要有人教它们——你学会了，就能教更多人。”
后来他调离时，阿依夏木已经能写一百个汉字。送别那天她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画着毡房、羊群和一条弯曲的路，路尽头写着：“老师，我的羊会认字了。”
多年后他收到来自县中学的信。信封里掉出一张照片：穿着校服的少女站在演讲台上，背后的横幅写着“牧区女孩的明天”。信里只有一行字：“老师，现在我教羊们开门了。”
他抚摸着照片上女孩明亮的笑容，忽然想起那个雪天——她左颊的红痕早该褪尽，但有些划痕会变成年轮。而教育就是让每道伤口都长出新的方向，就像戈壁上的骆驼刺，被风沙划伤的地方，反而会开出最坚韧的花。
窗外的白杨正在抽芽，他轻轻把照片夹进那本翻旧的《教育学》。封底不知何时被阿依夏木画了道浅浅的铅笔痕，像一扇虚掩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