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上过幼儿园，我对集体生活特别珍惜。听课很专心，和同学们相处得很愉快。
大概是七六年十二月底吧，妈妈说父亲要带我和妹妹回大连老家，过完春节才回来。
“我不去！我要上学！”
我回答得很干脆。妈妈穷尽各种理由，仍无法说服我。最后生气啦，说:
“你不跟着去，小心爸爸把你妹妹弄丢了！”
这下我得去啦！我们家不能没有妹妹呀！
妈妈给我和妹妹缝了全新的棉衣棉裤，再加一双塑料底的棉布鞋，一顶“风雪帽”。我们就这样跟着父亲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父亲除了给我们买吃的，基本不搭理我们，就这么自个儿坐着。我给妹妹讲故事，陪她玩儿，陪她上厕所。没过多久，和左领右舍都玩上了，火车上的漫长时光好像过得快了些。
过了贵阳，天气越来越冷。等到进入湖南境内，树枝上、屋檐下，都挂满了冰泞。晚上父亲总是把他穿的军大衣给我和妹妹盖上。
火车在长沙靠站，父亲交待我照看好妹妹，自个儿下车买砂糖橘。我透过车窗往外看，几百号彪形大汉拼尽吃奶的力气往一间房子里挤，时不时有人提溜着纸袋大叫大嚷挤出来，人群被冲散，立马又蜂拥而上。
“呜……呜……”汽笛长鸣，接着，火车咔嚓咔嚓开动了。我回头一看，糟糕！不见父亲踪影！我拍着窗子大叫大嚷:
“停车！停车！我爸爸还没上来呀！停车！停车！”
火车哪会停呀？我急得团团转，不知怎么办好。左领右舍也替我着急。突然，我看见父亲提溜着两个纸袋，小心翼翼地从下面一节车厢的过道朝这边挤，忍不住拍着手跳起来:
“我爸爸来了……”大家都松了口气！
“嘿！你可真有把好力气！我们根本都挤不进去！”
听着邻座的叔叔夸父亲，我的内心还真有些小小的自豪感呢！砂糖橘真好吃，冰凉冰凉的甜，仿佛渗进了心窝子。
终点站“北京火车”站到了。本来父亲想把行李寄托在火车站，带我和妹妹去天安门的。托运站关着门，门口聚集着一大群不无遗憾的人们。而我们的行李是父亲亲手做的两个“躺椅”，实木的，很沉，哪能再背到天安门啊？父亲找了个位子坐下，说天黑才能坐上去大连的火车。而我们，早就被上上下下的扶手电梯吸引了，迫不及待地冲过去，和其他小孩儿一起玩儿:要么顺着上行的电梯使劲儿往下跑；要么顺着下行的电梯拼命往上跑……好不容易上了火车，刚坐稳就睡着了……
迷迷糊糊被叫醒，看见几个大人，有的帮拿东西，有的背着我和妹妹往外走！外面飘着鹅毛大雪，路面上的积雪也没过他们的膝盖。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脚下的积雪咯吱咯吱响，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每天早上，奶奶总是用铁锹把头晚下的雪铲到两边，堆成了厚厚的雪墙，像极了“地道战”。房檐下的冰泞都快插进下面的雪地里啦！水缸里的水全部结成冰，取水得用凿子和钉锤。冰天雪地的旅顺口，完完全全是个大冰窖，零下20℃’冷得透彻心扉！尽管家里烧着土炕，我坐在上面仍感觉不到一丝热气儿。只有供销社黑漆漆的铁管子散发出的热气儿，能让我感到温暖。
一次走亲戚，走了好远好远……堂妹丽蓉一个劲儿哭，说手冻僵了，他爸爸牵着她，一直走在后面。我也冷啊，不敢说，就一个劲儿跟着男孩子们往前跑，风象刀子一样割着我的鼻子、眼睛、眉毛……脸早就麻木了，大脑也一片空白，只知道跑快点，早点进屋……等到了亲戚家，丽蓉伸出一双小手，肿得跟馒头似的，乌青，还有些透明……
左邻右舍们都稀罕奶奶家来的两个昆明人，总是跑过来打听这，打听那的。每当我们俩的标准昆明话一出口，准逗得他们哈哈大笑……
一、二个星期的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我想上学啦。每天早上，跟着堂妹跑到学校，满怀羡慕地目送她走进校门，我就自个儿回家，坐在炕上的小方桌前，按照老师平常的要求，学生字，读课文，算算数。连后面没学过的部分，也无师自通啦。父亲不知去哪儿啦？妹妹成天跟着堂哥堂妹在外面跑……我开始想家啦，小米粥吃不惯，羊肉饺子一股腥气，难以下咽……还好奶奶有大连苹果给我吃，我基本靠水果养着……
那一天，不知咋的，发起了高烧，怎么也退不下来，他们把我送进了医院。第一次住院，充满了好奇，打针都不觉得疼，护士们喜欢我，因为逗我说话实在有趣……医院的伙食我喜欢:白米稀饭和馒头，再配点卤腐和咸菜，活脱脱昆明的味道！连妹妹都每天跑来蹭我的“病号饭”吃。同病房的奶奶，什么都不吃，她女儿常常把她那一份分给我们。医院很温暖，听说有暖气。大概一周左右，我出院了，状态不错。
一天早上，我读书读得入迷，堂弟悄悄爬到我背后，一把把我推到在炕上，还顺势骑到我背上，把我当马骑！我拼命反抗，竟然把他从土炕上摔到了地上！堂弟哇哇大哭起来。父亲从天而降，不问青红皂白，扑过来就给我一顿揍，我委屈得大哭起来，还好老姑护着我，父亲这才住手。我跑到一边，边哭边给妈妈写信。我把写好的信叠起来，交给老姑，请她帮我寄给妈妈。大概是那封信写得太可怜啦，父亲收拾行装，提前带我们回家。
从大连坐轮船到上海，又是第一次。船舱很小，放了两张高低床。我带着妹妹满船的“转悠”，还跑到了甲板上。工作人员说危险，硬把我们带到餐厅看电影。妹妹晕船，吐得好惨。
父亲的好朋友胡叔叔到码头来接我们。胡叔叔格外地和蔼可亲。他带我们参观“17层的摩天大厦”，我仰着脖子数啊数，还真是17层，原来房子可以那么高唉！他带我们逛黄浦江，吃了许多好吃的。在参观“上海糖的制作”过程时，他们不见了！本来我想去找他们，后来想想，应该站在原地等他们来找我才对。我继续看我的，半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找到了我。妹妹也丢了两次，幸好及时发现，也没落下多远。
想买上海糖，那可是个力气活儿！眼见父亲和胡叔叔一次次挤进人群，又一次次被里面的人挤了出来！人潮进进出出，父亲终于放弃了，胡叔叔也垂头丧气回来了。上海给我留下的映像，是橘黄色的。
回到家，妈妈一个劲儿为没买到上海糖感到遗憾，因为那是多少个家庭的期望啊！妈妈还说，父亲有十年没见到爷爷了，本来说好春节见的，连同我和妹妹这两个远在昆明的孙女。隔了一天，我参加了一年级上学期的期末考试，语文一百，算数75分，5题应用题格式不对，扣了25分。一向严厉的岳老师跟妈妈说，一个半月没上学，能考成这样，看来是块儿读书的料儿！
过了几个月，老家捎信来，说爷爷过世了。我内心有了小小的负罪感，总觉得是我的任性，让父亲没能见爷爷一面。父亲每个月给奶奶寄钱，雷打不动，直到奶奶九十岁去世。
回老家，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与父亲近距离接触。以后要么是父亲出差，要么是我在外读书、创业，直到父亲七十岁从上海退休回昆，才又能常常见面。父亲恪守作息时间，除了妈妈，基本不跟任何人来往。我们每次回家，父亲只管自个儿看电视，不超过半小时，准撵我们:
“走吧走吧！哪来那么多话说不完？”
我们也习惯了这样的来去匆匆。我们和父亲之间，始终隔着一段距离，彼此无法走近。主动权在他，你完全奈何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