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也有一副。”陈默搅拌着咖啡，“后来扔了。看得太清楚，不见得是好事。”
“为什么？”
“你会开始分不清，是喜欢那个人，还是喜欢他头上的颜色。”陈默看着她，“就像你现在疑惑的——你喜欢我，还是喜欢我这片能让你长出颜色的‘土壤’？”
苏晴后背发凉。
“而且，”陈默继续说，“当你习惯用颜色判断人，就会忘记听他们说话。颜色多直白啊，喜怒哀乐一目了然。可人不是这样的，人会说反话，会口是心非，会连自己都骗过去。这些弯弯绕绕，颜色不告诉你。”
那天晚上，苏晴摘了眼镜，试着和陈默聊天。她发现自己频频出错，理解不了他的幽默，抓不住他话里的停顿。她慌乱地想去拿眼镜，陈默按住了她的手。
“忍一忍，”他说，“就像戒烟。”
咨询也开始出问题。不戴眼镜，苏晴听客户说话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她拼命回忆以前学的技巧，但那些技巧在真实的痛苦面前，笨拙得像纸盔甲。
一周后，她崩溃了。在一位反复诉说丈夫冷漠的女士面前，苏晴冲口而出：“可你呢？你头上那些抱怨的黑水，不也把他越推越远吗？”
咨询不欢而散。苏晴瘫在椅子上，看着天花板。原来没有眼镜，她只是个蹩脚的咨询师，一个不敢面对自己荒地的胆小鬼。
她约陈默在老城墙下见面。深秋，护城河的水泛着铁青的光。
“我要把眼镜还给你，或者毁掉。”苏晴说。
陈默摇头：“那只是个工具，问题不在它，在你。你总想看清别人，看清了吗？看清楚了，然后呢？”
苏晴答不上来。
“我奶奶种了一辈子花。”陈默忽然说，“晚年白内障，看不清了，就用手摸。她说，眼睛会骗人，看花觉得这朵红那朵艳，手不会——摸到花瓣厚薄，摸到叶子韧不韧，摸到土是渴了还是饱了。她瞎了之后，种的花反而更好了。”
风过城墙，吹得苏晴一哆嗦。她头上的嫩绿色，在黄昏里瑟瑟发抖。
“你的工作，”陈默说，“是帮人把两株长歪了的植物，重新找到一起生长的姿势。这活儿眼睛帮不上忙，得用手，用耳朵，用心。有时候还得被刺扎几下。”
苏晴慢慢摘下眼镜。世界瞬间模糊了，色彩褪去，但护城河的水声清晰起来，远处孩子的笑闹声清晰起来，陈默呼吸的节奏清晰起来。
“我可能...会搞砸很多次。”她说。
“嗯。”陈默点头，“但至少这次，是你在搞砸，不是眼镜在搞砸。”
苏晴把眼镜放进陈默手里。他没有接，眼镜直直坠入护城河，连水花都很轻。
“现在，”陈默伸出手，手心向上，像个邀请，“告诉我，你看不到颜色了，那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什么了？”
苏晴闭上眼。风吹过城墙的呜咽，水波轻拍石岸，他的声音里有种很深的疲惫，但疲惫下面，有种柔软的、等待的东西。
“我听到...”她睁开眼，泪水毫无预兆地滚下来，“我听到你也在害怕。”
陈默笑了。这次，苏晴不用看颜色也知道，那是真的笑。
暮色四合，城墙上亮起零星的灯。两个人影一前一后走着，挨得不近，但步调慢慢合上了。护城河的水在黑暗里流淌，带走了一副再也用不上的眼镜，和一种太过直白的观看世界的方式。
而有些东西，正在缓慢地，从荒地里长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