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达宾小酱
光绪二十四年的一个秋天（1898年9月28日），北京城凉风瑟瑟，灰蒙蒙的沙尘在乌云之下显得格外暗黄。三十多米高的宣武门城楼在沙尘中若隐若现，可是嘈杂的声音从城楼前的菜市口不时传来，这个全国闻名的刑场今天又迎来了新的待斩罪犯。
游街的六辆囚车，在官兵的押送下，缓缓通过宣武门，因为是问斩的囚车必经之路，所以人们也称之为“死门”，一位大胡子衙役骑着大马在头上领路，边走边宣读诏书：“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队伍的四周是义愤填膺的百姓，几个先生模样的老者生气地指着囚车，嘴里念叨着，“违背祖制，死有余辜”，“狂妄小子，敢变祖宗之法”；妇女们三个五个扎堆，对着囚车指指点点；几个年轻小伙高声大喊，“杀得好杀得好”，“太后英明”，有人甚至拿起白菜砸向囚车；一群孩子则在拥挤的人群中嬉笑打闹，玩起了躲猫猫……
六辆囚车里，六位满身伤痕的囚犯虽然穿着血迹未干的破烂囚衣，双手双脚都戴着厚重的镣铐，但是披散的头发中一双双眼睛依旧炯炯有神，完全看不出是去受刑的，倒像是奔赴战场的勇士。
为首的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书生，三十岁左右的年纪却透出四五十岁的成熟气质，他回想自己即将结束的一生，自小饱读圣贤之书，但是早已厌倦甚至痛恨这腐朽不堪的思想和死气沉沉的社会。他知道自己在这个时代，他是叛逆的，也是孤独的，身为巡抚的父亲多次写信劝阻他，同窗好友也因变法纷纷对他避尤不及，他自己开办报社后还经常遭到地方混混骚扰，如今身将赴死，却没有半点忧伤，正如临行前写的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就是谭嗣同。
紧跟其后的是一位和“变法头目”康有为有几分相似的文弱书生，在世间游历丰富的他，对眼前的景象早已意料到了，自己对腐朽思想统治痛恨不已，虽然天资聪颖，但是从不屑于踏进科举考场，一直以来的社会经历给了他最直观、最深刻的社会理解，所以他对自己奋斗的事业没有丝毫悔意，“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他就是康广仁。
第三辆囚车上是一位眉头紧锁的中年人，他马上五十岁了，作为曾经的传统型官员，路人大多以为他在后悔自己马失前蹄，万劫不复，可实际上他在深思，作为在体制内浸淫三十年的老人，他太清楚这这个稚嫩皇帝，这位守旧太后，还有满朝的文武大臣了。他也早就预见了变法极大可能是要失败的，但是他没有像大多数老臣那样选择隔山观虎斗，他知道自己要给新生代一些力量，他要以个人绵薄之力为变法成功增加一丝希望，同时也要告诉世人：维新之路是正确的，这并不是一帮年轻人的一时冲动。他就是杨深秀。
对比之下，后面这台囚车上的年轻脸庞就显得相当的稚嫩，这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曾经一心求取功名的他也曾希望加官晋爵、荣归故里（福建福州），可在他二十岁这年，日本人的铁甲舰把北洋水师轰得片甲不留，李鸿章代表朝廷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作为一个血气方刚、一直接受天朝上国思想教育的读书人，他无法接受。他不懂政治，不懂军事，只知道这条约不能签，他拉上一班福建举人联名上书，可是完全没有回音。他失望了，一度消沉。直到拜康有为为师，维新变法成了他的一生追求，此刻他的心中只有愤怒，他恨光绪的有心无力，恨太后的顽固夺权，恨满朝大臣的无动于衷，恨这群无知百姓的浑浑噩噩。他就是林旭。
第五辆囚车上的人，让许多路人有些看不懂，他不是杀太后夺权的参与者，也没是康有为的“心腹党羽”，甚至还多次上书批判康的策论偏激，更重要的是，他是人称“张香帅”的张之洞爱徒，他老师可是两江总督，正儿八经的封疆大吏。这位正值壮年的四川汉子，看着宣武门的城门洞顶上“后悔迟”三个大字，已经说不清此刻自己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他就是杨锐。
最后一辆囚车上是杨锐的老乡，且年纪相仿，但是两人交情一般，因为变法倒是时常有些争论。他的内心倒是十分坚定，在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到京城的那晚，他彻夜未眠，第二天他就上了一道变法求强的奏折，可惜连刑部（当时他是刑部官员）都没通过，更别说皇上了。后来结识康有为，相见恨晚，回想一起为变法奋斗的时光，虽然不足百日，可内心的满足前所未有。所以，在得知变法失败时，他没有逃跑，而是选择以身赴死，淡然走向断头台。他就是刘光第。
囚车很快就到了刑场，六人一字排开，刽子手里的屠刀照着他们灰蒙蒙的脸庞，也照出他们闪亮的眼睛。
监斩官他塔拉·刚毅兴奋地坐在监斩台上，他把玩着手里的令牌，焦急的看着圭表慢慢地移动，他对这些“乱臣贼子”早已恨得牙痒痒，巴不得马上行刑。终于，指针到点了，他怒掷一支“令牌”，大喝一声“时辰已到，速速斩首”。台下忽然传来一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刚毅怒了，谭嗣同小贼，死到临头还如此嚣张，对着已经目瞪口呆的刽子手大喊，“快快行刑！”
手起刀落，六人身首异处，台下的百姓对如此血腥场面早已见怪不怪，对于这些“乱臣贼子”被斩更是拍手叫好，有人还向刽子手们扔去赏钱，让他们倒是受宠若惊。
大清子民在封建统治的最腐朽时期，思想禁锢之下，变法图强的“六君子”只是他们眼中的乱臣贼子，死有余辜，但是他们的死也开始唤醒有识之士的良知，正是他们的死为后来的革命埋下了铺垫。
百姓们在戊戌六君子死时叫好唾骂，那只是暂时的被蒙蔽，随着先进之士的不断努力和奋斗，人民思想得到解放，在回顾那场悲壮的戊戌变法，心痛之余不经心生敬佩。
随波逐流或许是大部分人的本性，但历史讴歌的是那少部分逆流者。逆流不代表叛乱，而是在民不聊生之际，为了国安上下求索的决心和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