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住在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独立的院子，没有什么保险窗，也没有什么防盗门，守护院落的就一扇或两扇、或木头或铁皮做的门。

我们家院子小，大门也自然跟着小了。铁门两扇，最早刷过草绿色的漆，后来油漆斑驳了，父亲又新刷了朱红色的漆。风吹日晒，时间久了，红漆也开始斑驳，绿色的底子，龇牙咧嘴地露出来，还有些地方经历了风雨的多次侵蚀，绿底子也磨了去，露出锈迹斑斑的铁骨。

即使它已经看上去像个老者一样面容不再姣好，可也不影响它看守门户的作用。甚至因为它的斑驳老旧，进进出出也就不那么小心翼翼了，非得弄出个动静才算是真正开了门。时间久了家里人竟然能够凭借着开门的声音来判断是谁来了。

我和弟弟喜欢听开门的声音，门一响就打赌，赌资有时候是一块糖，有时候是一块橡皮，有时候什么也没有，输的就让赢的在鼻子上刮一下。东西不重要，输赢也不重要，要的就是那种油然而生的小小快乐。

记得那时候家里一辆淡紫色的自行车，母亲经常骑着它和邻居婶婶进城买东西。我和弟弟是不去的，在家里等，在家里盼。一大早母亲和邻居婶婶出了门，父亲那时候还在外地工作，并不经常回来，家里就剩下我和弟弟，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成了消遣的最好方式，村子里信号不好，雪花和滋啦声不断冲击着试听神经，弟弟趴在桌子上摇着天线找角度，我则不停地拨着按钮换台，忙得不亦乐乎，费了好半天功夫，才有个模糊的人影儿出现在屏幕上。这时候，大门“哐当”一声响了，我和弟弟丢下满屏幕的雪花和滋啦声，一个箭步冲出屋子，迎向大门口。自行车的前轮正用力抵着大门，因为满载着东西，母亲不敢停下车子去开门，所以这前轮撞击铁门的声音格外响亮，格外有力气。我和弟弟兴奋地一人一扇把门打开。母亲推着车子进了院子，还未停稳，我们就开始往下搬东西。芝麻薄饼一箱，没见过的瓜果蔬菜一兜，新批发的本子一捆，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挂在两个车把上……不论哪一样，对于孩子，都是新鲜的，都是喜欢的。那种新鲜和喜欢可以让你一连炫耀几天，可以让你在平凡的岁月里激起幸福的波澜。

姥姥来的时候门是没有声音的。直到脚步声出现在院子里，才知道有人来了。原来姥姥是不动手开门的，开门的是那条跟了姥姥十几年的大灰狗，名字和它的毛色一样，唤作“灰灰”。灰灰先是用嘴巴在门上拱出一条缝把头伸进去，再用身子用力将整扇门推开，因为开门缓，动作轻，整个过程不声不响的，一点动静也没有。它先进了院子，绕一个圈，捉迷藏似的，却并不进屋，神不知鬼不觉，又回到姥姥身边，摇着尾巴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这家伙就是那样机灵，爱当先锋官，爱和人开玩笑。每当这种时候，弟弟灵敏的小耳朵就起了作用，他总能凭借着灰灰在院子里大口大口的喘气声准确的判断出门已经开了。果不其然，每次去验证都是如此，我只好心甘情愿认输。

我们最喜欢姥姥来家里，她不仅给我们带来好吃的水果，满足我们对新鲜食物的渴望，还会成为我们的大救星。我们低着头背靠着墙灰溜溜地站着，听父亲讲着那些深刻的人生大道理，哪里听得进去，小脑袋早就开始了云里雾里九天之外的一番畅游。脑袋蒙的厉害，身上出着汗，还不敢乱动，这可不是玩一二三木头人，真难受啊！姥姥这一来，父亲不便再多说，我和弟弟便解了禁，一溜烟跑了出去，大门“哐当”一合，也就不了了之了。

小伙伴的开门声那是最猛烈的，像是夏天的急雨，一阵猛敲后门才“嚯”的开了。几个娃娃喘着粗气进了屋，门还在那里颤巍巍的响呢。这铁门老太被晃得厉害，从头到尾一直哆嗦个不停，得一阵工夫才能缓过来。有时候赶上我和弟弟在吃饭，几个娃娃馋的眼直勾勾地往桌上看，母亲总会拿出点心分给大家，边吃边等。我们也就不着急，慢慢喝着汤，细细嚼着菜。饭饱汤足，大门一开，像出笼的小兽呼呼啦啦涌到了街上，老铁门再一次被撞得颤颤巍巍好一阵哆嗦。哪管那么多，那颤颤巍巍的铁门外，才是孩子最向往的世界，大声的叫，肆意的笑，不管不顾的奔跑，才是童年最美好的姿态。

现在住进了楼房里，防盗窗，防盗门严严实实地守着一百多平方四四方方的几间屋子，那贵重的防盗门母亲是舍不得用力撞了。姥姥年纪大了，爬不动楼梯，也不经常来。而那个机灵的灰灰也早已在一个黄昏的角落里老去了。当年的那些小伙伴像蒲公英的种子，散布在四面八方，断了联系。太阳依旧照着，世界依旧闹着，只是有些门再也打不开了。

楼道里每家每户的门一天到晚都紧闭着。若有人敲门，那是万万不敢立马开的，隔着门上指甲大小的猫眼审量老半天，几经确认，这才敢开门说话，让进屋里来吃碗茶水。

门——当真只剩下最原始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