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秋天，父亲破获了本市最大的黑社会团伙案，登上了报纸头条。照片上的他穿着警服，胸前戴着红花，脸上是意气风发的笑容。报社记者称他为“扫黑英雄”，说这座城市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谁都没想到，这份安稳只持续了十七天。
第十七天清晨，母亲像往常一样牵着哥哥陈晓星的手，走向阳光幼儿园。那天我因为感冒没去幼儿园，趴在窗台上看着他们远去。哥哥穿着蓝色小外套，背着小熊书包，一蹦一跳。走到拐角处，他突然回头，朝我的方向咧嘴笑了，挥了挥手。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正常的晓星。
母亲将晓星交给幼儿园老师后，去菜市场买了父亲最爱吃的鲈鱼。当她回到幼儿园接孩子时，老师却惊讶地说：“晓星爸爸不是刚来接走他吗？”
母亲的手机随即响起，传来父亲困惑的声音：“单位有点事，我晚点去接晓星，你跟老师说一下。”
那一刻起，天空仿佛塌了下来。
警方迅速锁定目标——父亲打击的黑社会组织残余势力。监控显示，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接走了晓星，孩子很顺从地跟他走了，显然认识对方。父亲脸色铁青地说，那男人有点像案件中一个在逃的次要成员，但他不敢百分百确定。
绑匪一直没有来电话。
没有勒索，没有威胁，没有提出任何条件。
晓星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城市的茫茫人海中。
父亲动用了所有关系，警方布下天罗地网，但三个月过去，一无所获。母亲终日以泪洗面，父亲则变得沉默寡言。我们家从英雄之家变成了寻子之家，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电话24小时开机，生怕错过任何线索。
直到那个下雨的周二上午。
交警大队的王叔叔在执勤时，看见一个男人牵着个小男孩过马路。男孩低着头，步履蹒跚，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王叔叔多看了一眼，突然觉得孩子面熟。他试探性地喊了一声：“晓星？”
男孩没有反应，但牵着他的男人猛地松开手，转身就跑，瞬间消失在雨幕和小巷中。
王叔叔冲过去抱起孩子，对着对讲机大喊：“找到陈科长的儿子了！嫌犯往南跑了！”
消息传来时，父亲正在开会。他冲出会议室，连外套都没拿。母亲则直接晕倒在家里，我拼命摇着她的手臂，哭喊着“妈妈”。
当我们全家冲到医院时，晓星已经做完了初步检查。他安静地坐在病床上，玩着护士给的玩具汽车，眼神空洞。外表看起来没有明显伤痕，只是瘦了许多。
“身体上没有遭受虐待的迹象，”医生谨慎地选择措辞，“但我们需要做进一步检查，他对刺激反应迟钝，语言能力似乎也...”
父亲冲过去抱住晓星，泪流满面：“星星，是爸爸啊，认得爸爸吗？”
晓星缓缓抬起头，看了父亲很久，然后小声说：“爸爸。”
那一刻，母亲激动得几乎再次晕厥，我们以为奇迹发生了。
但我们很快发现，晓星只会重复别人说的话的最后两个字，就像回声。他不再认识最喜欢的玩具，不会自己吃饭，甚至不会系鞋带。经过全面检查，医生在他的颈部发现了一个微小的针孔。
专家会诊后得出结论：有人给晓星注射了一种未知的神经毒素，精准破坏了他的大脑高级功能——语言、记忆、逻辑思维，只保留基本生理功能。现代医学无法逆转这种损伤。
“就像一台电脑被格式化了，只留下了最基本的操作系统。”主治医师无奈地说。
父亲一拳砸在墙上，鲜血从指关节渗出：“那群畜生！我要他们血债血偿！”
警方全力追捕逃跑的绑匪，但再无进展。晓星回家的第三天，父亲在晓星的衣服夹层里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打印着一行字：
“现在他永远陪着你们了。复仇的滋味如何，陈科长？”
父亲愤怒得几乎撕碎纸条，但职业本能让他迅速将其放入证物袋。技术部门检测后，除了父亲的指纹，什么都没有。
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两半——一半是公众眼中的悲剧英雄家庭，一半是关起门来的绝望牢笼。
母亲辞去工作，全职照顾晓星。父亲更加拼命工作，破获了一系列大案要案，职位一路高升，但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则一夜之间长大，学会了自己做饭，自己写作业，自己安慰深夜哭泣的母亲。
晓星的身体在长大，但心智永远停留在了三岁。他需要人喂饭、穿衣、洗澡。大多数时候他很安静，坐在窗前看天空，或者堆叠积木，堆好了又推倒，周而复始。
但有时，特别是在雷雨夜，他会突然尖叫，缩在角落发抖，嘴里喃喃着“黑”“怕”。母亲总是抱着他，轻声哼唱摇篮曲，直到他平静下来。
三年过去了。
我已成为一名初中生，而父亲即将升任副局长。表彰大会的前夜，他难得早早回家，还给母亲带了一束花。
“明天你和我一起去吧，”父亲对母亲说，“带上孩子们，媒体想做个全家福报道。”
母亲默默插花，没有回答。她知道，这又是公安局的形象工程——展示扫黑英雄家庭“坚强乐观”的一面。
晚饭后，父亲尝试喂晓星吃蛋糕。晓星机械地张嘴，奶油沾在了嘴角。父亲细心擦掉，轻声说：“星星，爸爸明天带你去玩，好不好？”
晓星茫然地看着父亲，然后突然抬起手，指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警匪片，画面中有一个黑衣人正拿枪指着主角。
“黑，”晓星说，“黑。”
父亲脸色微变，但还是柔声说：“不怕，那是假的。”
这时，晓星突然清晰地说出了一句话：“黑色的车，数字7...4...”
我们全都愣住了。三年来，晓星从未说过这样连贯的词组，尽管不完整。
父亲手中的盘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抓住晓星的肩膀，声音颤抖：“星星，你说什么？什么黑色的车？什么数字？”
晓星被父亲的反应吓到，开始尖叫，用头撞桌子。母亲冲过来抱住他，愤怒地瞪着父亲：“你干什么！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父亲后退两步，眼神复杂地看着失控的晓星和母亲，最终转身离开家，重重摔上门。
那晚，我起夜时，发现父亲书房还亮着灯。从门缝中看去，他正对着电脑屏幕，上面是晓星被绑架案的材料。他眼神中的情绪让我感到陌生——那不是悲伤，而是某种近乎偏执的专注。
第二天，表彰大会场面隆重。父亲戴着勋章发言，讲述如何不畏黑恶势力，保护市民安全。讲到家人付出的代价时，他声音哽咽，母亲适时地擦擦眼角，台下掌声雷动。
轮到记者提问时，一个戴眼镜的年轻记者突然问：“陈副局长，有传言说三年前您儿子被绑架案另有隐情，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您对此有何评论？”
会场瞬间安静下来。父亲面色不变，沉稳回答：“案子一直在侦办中，我相信我的同事们。犯罪分子一定会被绳之以法。”
“但有人说，您近年来晋升如此之快，某种程度上是利用了家庭的悲剧...”记者不依不饶。
保安已经开始向那名记者靠近，父亲抬手制止，坦然道：“我的每个晋升都经过组织严格考察，是基于工作实绩。作为受害者家属和警察，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将凶手缉拿归案。这个问题就到这里。”
大会结束后，父亲安排我们先回家，说自己要处理点工作。母亲带着晓星和我坐上单位的车，一路无言。
到家后，母亲安顿晓星午睡，我则回房写作业。不久，门铃响了。我从猫眼看出去，是那个在会上提问的年轻记者。
我打开门，他迅速递给我一个信封：“把这个交给你爸爸，告诉他，我知道真相。”
说完他匆匆离开。我捏着信封，心里忐忑不安。最终，好奇心战胜了理智，我悄悄拆开了信封。
里面是几张照片和一份文件。照片拍的是一个车祸现场，一辆黑色轿车翻覆，车牌号被刻意放大——尾号是742。文件则是一份医疗报告，显示某种神经毒素的详细成分和分析，备注栏写着“样本来源：陈晓星，检测日期：三年前”。
我心跳加速，正要看仔细，门外传来钥匙声。我慌忙把东西塞回信封，藏进书包。父亲走了进来，脸色阴沉。
“刚才有人来过吗？”他直接问。
我摇头，手心出汗。
父亲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说：“你哥哥呢？”
“和妈妈在午睡。”
父亲点点头，走向卧室。我松了口气，赶紧回自己房间，将信封藏在床垫下。整个下午，我心神不宁，那份医疗报告上的日期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检测日期是晓星被找回的前一周。
也就是说，在晓星被官方发现之前，已经有人检测过他体内的毒素？
为什么？谁做的检测？
晚饭时，父亲罕见地不断给晓星夹菜，观察他的反应。晓星只是机械地吃着，偶尔抬头看看父亲，眼神依旧空洞。
“星星，”父亲突然问，“还记得黑色的车吗？”
晓星勺子掉在桌上，他开始发抖，喃喃道：“黑...怕...”
母亲立刻抱住晓星，对父亲怒目而视：“你到底想干什么？不要再刺激他了！”
父亲放下筷子，声音平静得可怕：“我只是想弄清楚一些事。”
这时，晓星突然抬起头，直直看着父亲，清晰地说：“742...不要...”
时间仿佛静止了。母亲目瞪口呆，我屏住呼吸，父亲则缓缓站起身，眼神锐利如刀。
“什么742，星星？告诉我。”父亲声音低沉。
晓星却不再说话，重新低下头，开始玩自己的手指，仿佛刚才什么也没发生。
父亲突然转身，看向我：“今天真的没人来过？没收到什么东西？”
我心跳几乎停止，强装镇定：“没有啊。”
父亲深深看了我一眼，然后拿起外套向外走：“我回局里一趟，晚上别等我。”
门关上后，母亲抱着晓星轻声哭泣。我帮忙收拾碗筷，大脑飞速运转。742——这个数字出现在记者给的照片和晓星的口中，绝对不是巧合。
深夜，我确定母亲和晓星睡熟后，悄悄拿出那个信封，再次查看。车祸照片中的黑色轿车看起来很熟悉，我放大画面，终于在扭曲的车门上看到了一个标志——市公安局的徽章。
这是警队的车？
文件上的医学术语我看不懂，但末尾有一行小字：“样本提供者：陈志明”——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我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父亲在晓星被找回前一周，就已经拿到了他体内的毒素样本？这怎么可能？
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雷声轰鸣。我听到晓星的房间传来尖叫，赶紧跑过去。
母亲已经在那里，抱着瑟瑟发抖的晓星。又一个雷声炸响，晓星突然挣脱母亲，缩到墙角，双手抱头，语无伦次地喊起来：
“黑车...爸爸...针...痛...742...不要...”
母亲试图靠近，晓星却突然指向书房，尖叫道：“那里！爸爸！黑！”
又一道闪电照亮房间，晓星的表情因恐惧而扭曲，但他眼中似乎有一丝罕见的清醒。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向书房，心中涌起一个可怕的念头。
安抚晓星睡下后，我悄悄进入父亲的书房。这里平时是禁区，父亲不允许任何人动他的东西。我打开电脑，需要密码。尝试了几个数字都不对，最后我输入了742。
系统解锁了。
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在电脑文件夹中，我找到一个标注“星星医疗”的加密文件。再次输入742，文件打开了。
里面是详细的医疗记录和实验数据，日期显示从晓星失踪后第二周开始。还有数十张照片——晓星昏迷躺在某个像是实验室的地方，身上连着各种仪器。
最后一份文件标题是《神经毒素效果评估报告》，结论是：“受试者高级脑功能受损不可逆，符合预期目标。建议释放。”
释放日期正是晓星被找回的三天前。
报告签署人只有一个——陈志明。
我瘫坐在椅子上，浑身冰冷，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父亲参与了这一切？他对自己儿子做了这些？
突然，手机震动响起——是父亲的专属铃声。我颤抖着接听，那头传来父亲平静的声音：
“我知道你在我书房。别碰任何东西，到窗边来。”
我机械地走到窗边，看到楼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父亲靠在车边，正拿着手机看着我。雨水打湿了他的警服，但他一动不动。
“下来吧，我们需要谈谈。”他说，“关于你哥哥，和742计划。”
电话挂断了。我看着楼下的父亲，他的身影在雨幕中模糊而陌生。那个曾经教我正义和勇敢的警察父亲，此刻却代表着无法言说的恐怖。
但我还是向门口走去。我必须知道真相，即使那会摧毁我的一切。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家的方向。晓星的房门虚掩着，黑暗中，我仿佛看到他一闪而过的身影——站在那里，眼神清明，完全没有平时的空洞。
我眨眨眼，再看时，门已经关上了。
深吸一口气，我走出家门，向雨中那辆黑色轿车和穿着警服的父亲走去。每一步都沉重得像是要踏碎过去所有的认知。
真相到底是什么？而那个我以为需要保护的哥哥，他又真的如我们所见的那样吗？
雨越下越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