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我刚刚毕业,有一天坐在办公室,脑洞一开,问同龄同事:你说鸡蛋到底是荤还是素?
同事嘴角一歪,回答得巧:你说它是荤就是荤,说它素就是素,对穷人来说是荤,对有钱人而言就是素。
事物的性质原来并不一直是统一的,它取决于大家站在什么角度看待。
每周二被组里的教师称之为黑色星期二,因为每到这天就得抹黑起床,六点左右的冬天,迎接我们的不仅仅是两眼摸黑的恐怕,还有渗入骨髓的寒冷。
但每每想到早课之后食堂已经备好了的早餐还是期待满满。食堂里的早餐种类丰盛,光包子就分韭菜馅,白菜馅,萝卜馅,还有油条,烧饼,花卷,汤类有撒着绿菜花的老豆腐,大锅炖成糊的绿豆粥,点缀着片片红番茄的鸡蛋汤。最近又多了几份热乎乎铺了一层香菜的兰州拉面。
这些都应有尽有,随吃随拿,没有限制。唯有鸡蛋,人手一个,再想多吃便是妄想。食堂阿姨看见六七张桌子都围满了人,便左手抱一个锅盖大的竹篾箩筐,里面盛着一颗颗刚出锅,冒着热气,滚圆的鸡蛋,挨个发鸡蛋,按着人头个儿,一人一个,不多不少,年纪虽大,未曾数多出一颗。
可见,物质丰裕的现代社会鸡蛋也是屈指可数。
这样做,无非是因为鸡蛋便于携带,避免大家大量带出,另一方面鸡蛋吃多了本身不益于健康。
但在那个贫瘠的九十年代,大家何曾顾及健康不健康的问题,有鸡蛋吃便是一种莫大的奢侈。
那日秋阳高悬,褪去了夏季的燥热,又少了一分冬季的淡漠,正是大好时光。二姨突发奇想,今天中午不做饭,煮一锅鸡蛋吃好不好?一家人高喊赞成。我更是高兴地从堂屋跑到里屋,里屋又跳到堂屋,心里搪满过年一样的快乐。
时值上午九点左右,正是菜市场蔬菜新鲜的时候。二姨右胳膊挎一个竹篮就出门了,大姐负责看家,二哥骑着自行车尾随其后,负责拖运工作,而我则横搭在车的前梁。
二姨居住的地方是晋察冀交界处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小镇里勾勾弯弯七绕八拐的街道中,像样些的水泥路只有这两条,两相交叉形成十字街口,以各种小商小贩为基础的商业围绕着街道发展起来。
二姨家住在小镇的北大街,从家门口到十字街有四五百米的距离,二哥拖着我在宽敞的大道上横行无阻。
记忆中对美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七八岁的一天,二姨突发奇想,中午不做饭,饱顿煮一次鸡蛋吃。
生于八十年代后期的我,美食盛大光临的日子屈指可数,有的只是灰色的贫瘠与挣扎。但漫长岁月中也曾有过美味的丰盈。
九十年代的冀北小镇,物质贫乏,吃食比较单一,一到冬季,街坊邻居大都囤积几袋白菜,所以整个冬天,一天三顿饭吃的都是土豆炖白菜,偶尔煮几颗鸡蛋,不是先紧着病人吃,就是留给小孩。
一个人吃鸡蛋,其余的人就在旁边百转千回个几百遍,眼瞅着流哈喇子。鸡蛋就是当时饭桌上的满汉全席。如若每顿桌上都摆上一两颗鸡蛋,那必定是小康家庭的象征,是体面富裕人家的表现。有的人家因为儿媳从鸡窝偷了婆婆一颗鸡蛋就会引发一场舌战。
所以二姨此言一出,立刻招来大家的一致赞成。那天一大家人像过新年一样,都喜气洋洋。整个上午家里都洋溢着欢笑。
那时候用的是大口锅,做一次饭够十几个人吃。眼见着一大锅水冒出热气腾腾的水汽,又见着二姨亲自把一颗颗滴溜圆的鸡蛋轻轻摆放到锅里,半锅鸡蛋浸在水里,晃晃悠悠,随着锅底加热,鸡蛋就由白变黄,又由黄变成淡褐。盖上锅盖再继续加热几分钟。
个子不高的我,猫在灶台旁边的小木凳上,望穿秋水一般,直盯着木制锅盖冒起的腾腾热气。等到热气由几厘米的袅袅水气,变成腾腾直冲上屋顶的冲天大柱,此刻的鸡蛋就完全熟透了。停火等水汽稍稍平息,这鸡蛋就可以出锅。
那天二姨很是慷慨的拿了一个大瓷脸盆放在锅边,一把铁笊篱将一颗颗煮熟了的鸡蛋捞进盆里,一颗,两颗,直到大脸盆里的鸡蛋冒起了尖儿。二姨一边捞还一边数叨,一颗两颗……三十,四十……
堂屋正中间早就摆好一张红木圆桌,一盆鸡蛋放到桌上,再配置一碟自家腌制,切成条的芥菜咸菜。鸡蛋一上桌,早就按捺不住的兄弟姐妹七手八脚,争先恐后地开始抢拿鸡蛋,刚刚还冒尖的一大瓷盆鸡蛋,转眼剩了小半盆,表姐,表哥,我还有母亲,一人手里攥着一颗剥皮,二姨则是最后一个拿起鸡蛋。
自第一轮抢夺后,鸡蛋下降的直线便开始减缓,半个小时以后,大家已经开始打起饱嗝。但自始至终,大家都在说着,笑着。
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对鸡蛋长时间的渴盼,再加上饥肠辘辘的肚子,原本以为自己一定会吃十好几颗。可等到真正开吃的时候,才发现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有实力,吃前两颗时急着饱腹,第三颗时我年幼的肚子已经添饱,第四颗时看见大人们还吃得津津有味,我已经是强忍着随大流吃下。所以那天我总共吃了四颗。而大人中吃得最多的也就六七颗。
吃完了大家都坐在炕边上抚摸着肚子帮助消化,二姨慨叹,平时都巴巴地等着吃鸡蛋,真让你们可劲儿吃,也就这水平,还以为都能吃多少呢!
其实肚子的容量本就有限,大家内心更多的是对食物欠缺的贫乏感,还有因食物的贫乏造成的对未来的不安全感。
一次的慷慨,满足了家人对美食的所有渴盼。在物质单一的年代,大家依旧过得开心洋溢。那也是我对亲情和食物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