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一个乡村的土坯房里，诞生了一个如爷爷大棉拖似的黄发瘦弱的小丫头，这个只有二斤多、拖鞋大小的婴儿就是我。我出生的这一年，又是改革开放年。祖国也像一位刚生育了新生命的母亲一样，饱含真情诚意，敞开大门，伸开双臂，拥抱蓝天白云，亲吻山峦河川，用实际行动开创了一个划时代的新世界。就像《春天里的故事》唱的那样：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也许我的出生跟“改革开放”只是个意外的巧合，但也就是这个意外的巧合，开启了我美好时光的春天。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刚成为独立个体的我，尽管显出营养不良的羸弱，但在热血满情、万物复苏、欣欣向上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我坚强地慢慢“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就连我的母亲也没想到，十几年后，出生时候只有二斤多的我能长成接近一米七的大高个儿。事实证明先天不足后天可补，特别是营养方面的不足。而我成长的阶段，后天物质的丰富，绝对要感谢党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我的孩童时代（八十年代初），已经住上了红砖青石的瓦房。祖父母那套曾是我出生地儿的土坯老院子，等我记事儿后，就不怎么住人了，主要用来养养家畜家禽。我们家的牛呀，羊呀，狗儿，猫儿的，理所当然地成了土坯房子真正的主人。土坯房坐北朝南，三间正房，一间西偏房，正房对面是祖父母称呼的“南屋”。其实南屋并不小，基本与正房的三间对称，只是因不在主位上而“被贬屈就”。东侧与正房隔着一个用棚子搭起来的夹道（存放柴火的地方也可称为柴房）是厨房，我们当时叫“愁（谐音厨）屋”。就这个“愁”字，一直到上大学都让我很纠结，只要有人提到厨房，我就会联想到我们家的“愁屋”，然后脑袋里一堆乱麻似的把厨房与“愁屋”拉扯到一起。有一段时间，我还非常佩服我们家乡人用词的形象和精准。可不是“愁屋”么？！我的祖母就常常会一边在“愁屋”做饭一边诉说她前半生的酸甜苦辣咸，有人的时候祖母说给人听，没人的时候她就自言自语。母亲十分委屈或者开心的时候，也都会去“愁屋”扯着衣角，偷偷地抹眼泪。哪个孩子犯了错儿，父母亲也都是喊到“愁屋”，轻的挨顿“黑脸”便罢，重的少不得稀里哗啦一顿揍，特别是弟弟们，挨揍的频率还是相当高的。祖母零零碎碎的絮叨，父母亲的家长里短，小孩儿们一张张哭花的脸，都留在我们家“愁屋”里。这厨房可不就叫“愁屋”么？！当然，后来我也知道所谓“愁屋”的“愁”字只是“厨屋”地方方言的谐音，但很多时候，每想起“愁屋”的这个“愁”字，我记忆里的童年还是会变的异常丰富，陈年的“苦涩”里，压抑不住地溢出回忆往事的幸福。有老屋，有“愁屋”，有陈年，有故事，是趣事呢。

记得上中学的年龄（九十年代中期），我一周没能回家，祖父母留下的“遗产”——土坯房，就被夷为了平地，又一月的时间，老屋原来所在的地方，就盖起了钢筋水泥房。还记得，我从学校回到家，怔怔地站在离新房十几米远的地方，没有惊喜，只有莫名的淡淡的忧伤和“目空一切”呆呆的神情。面前这些钢筋混凝土，替换的不仅是土坯房，还带走了我在土坯房泥土院里的老杨树下纳凉的惬意，带走了雨后我们姊妹几个带着点惊恐抓金蝉比赛的斗趣，带走了老“愁屋”一屋子或喜或悲或无厘头的故事，也带走了我们家最忠实的狗仔老黑。它在拆房前，老死在了正房的堂屋间。据说老黑是我出生那年祖母抱来的，和我一般大。也许它也觉得“愁屋”没了，也就没有了故事，没有了故事，它也就没了乖乖趴在无论哪个主人脚边，用它那同情加怜悯的眼神去抚慰一个个受伤的灵魂的机会了吧？！想着老黑，看着新房，想到老屋，念起“愁屋”，我想哭，但并没有泪水。

在我们家，新房真的就是新社会、新时代的一个标志呢。我内心那点儿“灰暗”，很快被新房子里的新“愁屋”带来的惊喜一扫而光。新厨房是水泥坯的底子，四周墙壁镶了小块水印花色瓷砖，吊了顶子，明亮清爽。比较原来老“愁屋”长年累月被熏黑的屋顶和像被抹了黑白花脸的墙壁，新厨房那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谁进谁想露一手儿（做饭）的“宝地”。特别是厨台，清一色的奶白色巴掌大小的四方砖，整洁大方，连炉坑都是一尘不染。挨着灶台，是红砖砌成的高约一米二长约两米半的储物台和生切台，台子下面有三个储物间，还设置了垃圾存放框。原来老“愁屋”灶台旁边的风箱（扇风加火的一种工具）不见了，杂乱的柴火消失了，柴房棚子也被改建，新厨房彻底改变了老“愁屋”的泥土气息。后来一两年内，厨房里又增添一台小冰柜、一台坐地的摇头风扇和一个碗筷橱柜。新厨房给我们家带来了新的生活和新的美好，孩子们往新“愁屋”里跑的也多了起来。有时候是给做饭的妈妈或者奶奶讲讲学校里的奇闻趣事，讲讲书里看来的笑话，谝谝考试成绩，不过进“愁屋”，多数是为了偷吃冰柜里的老冰糕和煮熟的牛羊肉粒。新“愁屋”比老“愁屋”的人气旺了，一个人的时候几乎没有，特别是放学后，弟弟妹妹们常像藤蔓似的缠绕在厨房里祖母或母亲的膝前背后，撒撒娇，斗斗嘴，眼睛时不时地瞥几眼厨房角落里的冰柜。新厨房里开心快乐的因子多起来，特别是祖母。在厨房忙活的祖母，眼睛常常假装看不到孩子们被冰柜马上馋出的口水，嘴里指挥着这个孩子烧火，那个孩子舀水，却常偷偷地掩着半面笑得满脸菊花开。祖母嘴里曾经的唠叨和抱怨也渐渐变成了“党好，社会好”的感恩和知足，尽管新“愁屋”建好后，因父母亲的生意更忙了，祖母几乎成了全职的“饭奶奶”，但这一点也没影响祖母在新“愁屋”里的快乐忙碌。

新时代新社会，新“愁屋”新气象。每次想到祖母当年的改变以及后来年迈的祖母常常念叨的“这样的社会活不够”的恋恋不舍，我都会从内心深处，由衷地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路人，为我们带来如此富足安乐的生活和祥和安定的社会环境。这个时期，我们家的老屋旧貌换新颜的时代特征特别突出，“愁屋”也特别不太像发愁的屋子而更像能带给全家健康美味菜肴的厨房了。

祖父母的老屋被换新房，在当年我一个未成年的眼睛里，是颠覆性的。这种颠覆不仅是“愁屋”，不仅是“冰柜”，不仅是吃喝拉撒，还有人的精神和追求。比如我教学的姑姑又去上大学了，我的姑父据说是贷款买了自己的小卡车，我的父母亲立志一定要为老唐家培养出一个半个大学生来。因了“改革开放”，因了国富民强，因了岁月安好，因了生活丰裕，因了科技进步，多年后，我和弟弟就成了父母亲今天的骄傲。直到当下，回想当年，我依然感谢改革开放的时代给予父母亲教育不分男女（当时重男轻女观点很重）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观点，最主要的是父母亲不仅接受了让儿女都接受高等（大学）教育的观念，还用实际行动实践了他们的信念和坚持。

我常听一些人感慨“命好”，特别是长大后。其实我想说，回顾历史，中国女性的命好，真正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罢，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强盛，人民富足，所谓男女平等（教育）才真正有了实质上的保障罢。

作为一名中国女性公民，遇上改革开放，我的命，真的好呀。我在国家、社会、家庭的支持下，一路学下来，最终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士，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直到今天，几近不惑的我，每每想起从前、今天和未来，庆幸，我的梦想和职业是联系在一起，我的职业又承载了我最渴慕的梦想，我以此为荣，以此为幸，以此为骄傲。

我工作后不几年，父母亲的“老屋”被弟弟再次翻盖，此时，时代的辙轮已撵进了二十一世纪。比着祖父母、父母的老屋，弟弟的新房无论设计、结构还是基础装修都越来越合理、实用，越来越现代化，也越来越洋气漂亮。原来父辈们实木椽的高屋脊瓦房，被弟弟改建成了楼上楼下内设楼梯的两层楼，楼房前预留了闲暇休憩的小花园，有花有草，有茶有水有石凳。“愁屋”里装起了整洁大方的整体厨房。整栋房相对独立，有实木做成的围墙。城里人叫这种房子为“别墅”，但弟弟盖的这出房子，并不是有钱人嘴里的别墅，它在我们家依然是那栋传承孝、爱和温情的“老屋”。“老屋”是我们儿女子孙的根哪。

时光如梭，站在老屋“根”下盖起的楼房前，我似乎看到的是祖父母的“老屋”长大、成熟了，就像我们不断走向繁荣强盛的国家；我似乎看到的是曾经羸弱的“老愁屋”，现下丰裕了起来，冰箱冰吧，空调烤箱，饭煲电磁炉，各种现代家电家具应有尽有，就像我们物质文明不断丰富的社会。摸着一人多高外表有点温热的冰箱，想到曾与弟弟妹妹一起避开大人千方百计把当年“老愁屋”里冰柜里的冰棒拿到手的快感和窃喜；想起当时祖母故作假态的漫不经心；想起当年父母亲一心向党、埋头苦干的精气神儿，再想想现在的美好富足的生活，心下不禁泛起丝丝甜蜜。“偷”冰棒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喽。

厨房外，贴了瓷砖的院子里，响起踏踏的脚步声，满面红光反射出内心无比幸福的母亲，扶着门框，满脸慈祥温和地笑着，对在发愣臆想的我说：“这么好的社会，这么好时代，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愁屋”，让人越活越带劲儿，哪有活个够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