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谓司马迁著《史记》，卓识巨胆，洞达世情；于史料传说掌故，严格甄别，汰虚课实。尤其对一些“语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资料，更是落笔谨慎，字不苟下。这类例子，《管锥编》里就举了不少。
比如《封禅书》里关于汉武帝获“白麟”事，就是这么记的：“郊雍，获一角兽，若麟然；有司曰：‘……上帝报享，錫一角兽，盖麟’云。” 《孔子世家》：“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伯夷列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这里一个“若然”，几个“盖云”，尽显史笔的微言大义。
为什么呢？钱公是这么解释的：“一角之兽，曾获其物，而为麟与否，有司迎合，不可必也；孔子适周，尝有其事，而果问礼老子与否，传说渺悠，不得稽也；箕山有冢，马迁目击，而真埋许由之骨与否，俗语相沿，不能实也。‘云’之为言，信其事之有而疑其说之非尔。”
如果我们以司马迁这种“字不苟下”的要求看待一切史书的话，问题或疑虑就来了。近日读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2002年5月第九次印刷），看到几处论及钱钟书的地方，有些不同意见。
书里说到由于1949年后，中国文学环境的变化，使得很多作家在创作上或多或少的受到限制。“钱钟书本来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却也难以实现，而致力于古代文学研究。”（28页）“钱钟书虽然更愿意在小说创作上施展他的才智，但‘时代’留给他的选择，却只有文学研究的领域。”（79页）
这样的判语从何而来呢？洪先生在28页的那一句话后面，给了我们读者这样一个注解：“1957年，钱钟书的《宋诗选注》脱稿后，写七绝一首，表达虽有写作之才和兴致，却不能施展的遗憾：
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
参见杨绛《将饮茶》第137—138页，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版。”(见该书34，35页)
然而在看了洪先生的注解，看了杨绛《将饮茶》第137—138页之后（即《记钱钟书和〈围城〉》里的一些文字），我们所能得到的信息，最多不过是“钱钟书本来也愿意把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或“钱钟书虽然也愿意在小说创作上施展他的才智”。而书里面“更愿意”的“更”字，用得似乎不太扎实。因为说到“更”，就含着有比较的意思。即作者认为如果让钱钟书在小说创作和文学研究中做个选择的话，钱是会选前者的。真是这样的吗？可疑。起码作者拿出的立论证据不能说服我们。
窃以为，如果1949年之后，文学创作氛围符合钱钟书的理想的话。钱还是会以做学问为主，小说创作为副的。众所周知，虽然钱钟书在文学创作上有着不凡的成就，但归根结底，钱更是个学者。六十多年前，钱钟书就曾对杨绛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尽毕生精力，做做学问。”（见杨绛《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事实上，钱钟书的确就是这么做的。即令在1949年前，在文学创作气氛还没变得像后来那样紧张逼仄时，钱先生也没显出“更愿意”从事小说创作，也没成为职业小说家。他只不过是用了教书做学问之余的零碎时间，“锱铢积累”地创作小说。1949年前，钱钟书在“做学问”上所花的时间精力远远多于“写小说”。当然，光凭这些事实，我们并不能推断说“1949年前，钱钟书更愿意做学问”，也不能推断“1949年后，钱钟书更愿意做学问。”因为上述的材料都不足以保证论证的逻辑严密性。既然这样，既然没有确凿资料来证实比较之下的“更愿意”，我们何不学学史迁“若然”“盖云”的“字不苟下”，来一句“钱钟书本来也愿意把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