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的是尤金的一些观念转变，虽然他决定要“活在当下”，但发现并不容易做到。

1、最后要做的事

作者认清和接受现实后，非常明确地列出要做的事项，他希望得到“清晰、兴奋和完美”。

我觉得，不停看手表和严格管理时间都是我从前的习惯，现在必须要和它们说再见了，或者至少要让这样的习惯适应新的环境。如果我的人生时间轴发生了大的调整，那么我对时间的态度也需要进行大调整。如果我能够活到将近80岁（这在几个月前还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身体健康），那么我还剩下大约10000个日日夜夜。而现在情况急转直下，我只剩下1%的时光了，属于我的只有100天了。对失去的99%的时光，我必须要用新的思路来调整，对时间的意义认识更加深刻，对时间的定位更加明晰。

不过，说句真心话，我确实不知道该怎样达到这一境界。

留给我去学习体悟的时间是如此之少，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首先（也是最后）要学会的技巧就是学会放松。多少年来，我都是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全力往前狂奔，径直向前冲，一路上连一个弯道都没有。而到了我去世的那一天，我的速度将会是零。我曾经也想过（可能大多人也想过），到了晚年，自然会遇到前方路上的一个弯道出口。大概也就是在65岁退休的时候吧，或者是身体不适的时候，先哲会在出口处亮起一盏灯，告诉我该减速了。其实那盏灯早就已经向我亮起，不过我没有能够看到其中的预警。

......

坐在家中的餐桌旁，我写下了自己最后要做的事：

• 稳妥地解决所有法律问题和遗产问题；

• 结束一段段人际关系；

• 追求简单；

• 活在当下；

• 去营造、也去迎接美妙的时刻和“完美的时刻”；

• 开始向新生过渡；

• 为葬礼做准备。

2、对“承诺”这个核心价值观的调整

毫无疑问，毕马威不是一家工作很轻松的公司，所以这更会让一个成就驱动型的人，非常容易地滑入努力的陷阱之中而不自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尤金不再把“承诺”看作是时间的付出数量，而是看作“愿意付出”的方向和程度。

我一直坚信“承诺”的重要性，它渗透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对婚姻、家庭、国家、员工和公司都是绝对忠诚，甚至对邻居和全人类都抱着这种态度。对我而言，承诺就意味着牺牲、成熟、道义和信用，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美德，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不幸的是，在商业世界里，衡量承诺的标准简化成了时间。通常而言，你是否对工作足够投入，就要看你愿意工作多少小时，就要看你要牺牲多少与家人共度的时光，要看你是否能够离开家，为了某个客户漂泊在外地。承诺因此变成了可信度，变成了要向世人证明你坚守着岗位，并承诺还会坚守下去。如果你付出了大量的时间，那么你就证明了你的投入。如果你不愿意付出这么多的时间，那么你的投入程度就受到了怀疑。于是，时间变成了唯一的衡量指标。

但是，自从我们接受了那位顾问的理念，特别是我的家人和我自己度过了梦魇般的几周时光之后，我开始怀疑承诺是否另有真谛。事实上，承诺和时间无关，和可信度以及确定性也无关。承诺是有深度的，它需要为之付出努力，需要激情。需要你的心停在某个港湾，而不愿泊在其他的地方。当然，时间也是一个因素，如果完全忽略了时间就有些滑稽可笑了，也不符合常理。但是，承诺最好的衡量尺度并非时间，而是愿意付出的真心，讲得更加准确一些，就是要看愿意流淌的汗水，就是要看你能够多执著地投入。

3、活在当下

不得不说，在工作上过多投入，对某些类型的人来说，几乎是“宿命”般难以避免，是职业生涯中最困扰的一个问题；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简直就像地上有钱不捡一样愚蠢。

在过去，我曾经聘请过一位顾问来帮助我。在就任公司董事长之后，我设定了三个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我希望能成为公司未来财富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帮助员工过上更加平衡的生活，协调好工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位顾问给我们最重要的一条启示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过于注重控制时间（因为时光流走根本不受我们的控制），而主要控制自己的精力分配（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可以驾驭自己），我们就能够在前进途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曾经的毕马威以宣扬“承诺”为主。以下的文字描述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场景，我曾经好多次在休假旅游的时候，到了景点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回复邮件，难道公司真的如此依赖一个员工吗？从个人的内因来看，当然有这个强烈的内驱力的原因，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也有自己的ego（自大）因素在内。从个人的外部来看，则绝对是不健康的企业文化，以及上行下效的恶果。

为了让毕马威成为一家更加以人为本的公司，我们需要在全公司上下营造一种新的文化。在这样的公司文化氛围中，你不用在带薪休假时，还要胆战心惊地一天查上14次电子邮件；在这样的公司文化氛围中，你不用某个周四下午早下班一会儿去观看女儿的足球比赛，心里还有负疚感，生怕公司运转不下去了。我们认真了解了在公司内部，员工是怎样进行交流的，我们是怎样完成各种任务的，我们是怎样集中精力的。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样的故事：有一位经理，手机老是别在腰间，生怕漏接了一个电话，在结束了3天的出差之后回到家中，他走进家门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忙着去查电子邮箱，这让他的家人大失所望。真有这个必要吗？在面谈的过程中，当问起这位经理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工作，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因为他爱自己的家人！他也想向家人传递这一信息！（不过他陪客户的时间比陪家人的时间要多！）

尤金开始尝试“静默疗法”，他想“活在当下”，然而这并不容易，他一次一次失败，然后再一次次尝试。

我也不再考虑将来该怎样生活了（也不去过多地回忆过去的岁月，这是很多人面对的问题，尽管对我而言并非那么严重）。我需要停止想象两个月以后、一周以后，甚至几小时以后的生活图景，甚至连几分钟以后的短暂将来都可以先搁置一边。60秒以后的世界，其实和60年以后的世界一样难以捉摸。过去我生活在并不存在的想象的世界中，感到筋疲力尽，如果这样做的话，我总是会感到心力交瘁。

同时，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也是禁不住贪心。毕竟，谁不会去憧憬将来呢？

即使在尤金“决定”要活在当下的时候，在他去请教智慧的请教“怎样活在当下”的时候，他也不禁发出了宣告：“我想在死亡的时候，要头脑保持最清醒的状态”。

伊根主教还能如何回复呢？只能说：尽力去吧。

我问道：“怎样才能活在当下呢？”

伊根主教告诉我，早年他在意大利度过了很多时光，不仅是在学习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也是在接受意大利人的思维方式。尽管他也为自己是一个爱尔兰人而自豪，也很喜欢很多爱尔兰式的东西，不过他还是发现意大利人的思维方式和爱尔兰人有一个显著区别。伊根主教认为，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人从来不会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意大利人会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在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尽管这个决断未必奏效，但是它已经是自己当初的最优选择了。伊根主教说：“你唯一要集中注意力来做出的决定，就是你现在能够做出的决定。”

我会心地点了点头。作为爱尔兰人的后代，如果不是我们流淌着这样的血液，那么至少我们长久以来都有这样的传统，那就是经常回望来时的路，为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懊恼不已。

在快要结束谈话的时候，我对伊根主教说：“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接受死亡的时候，头脑要保持最清醒的状态。”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采用疑问句的形式来征求伊根主教的意见，我只是想听听他的反应。

“得到主恩赐越多的人，期望值就越高，”伊根主教说道，“你的头脑能保持多清醒，就尽力去争取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