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辟·鞭挞·鞭策―― “三鞭子”开启外国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研究的融合之路

2017年7月22日－25日，首届外国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新思路青年学者峰会在上海师范大学成功举办。学界大咖云集，青年才俊辈出。身为仍徘徊于学术研究大门之外的“野孩子”（朱振武教授语，用以描述其新招研究生，生动形象），斗胆用三句话来总结一下该次会议：鞭辟学术研究现状、鞭挞学界不良风气、鞭策有志晚学后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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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辟学术研究现状

诚如我国著名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郑克鲁先生大会发言所述，因为学科归属问题，当前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是“两批人”在做，之间几乎没有联系、没有交流，本次会议的召开恰当其时地将“两批人”聚在一起共商外国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研究的融合之路。郑先生深入地剖析了当前两个方向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当前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虽有长足发展，但优秀的翻译实践很少；理论文章很多，但翻译技巧研究很少；外译中很多，但中译外很少。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虽有起步，但总体不很成功，“两批人”未能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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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振教授认为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立场是“翻译理念（论）应该建立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中国2000年的翻译史是一部译入史，而试图用译入实践得出的理论去研究译出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当前必须要区分译入与译出的差异，然后才能讨论中国文学“走出去”应该如何进行。谢教授还指出一当前学界认识的几个误区（问题）：一是译入译出差异不明问题；二是“话语权”问题；三是过分强调中外“平等交流、彼此尊重”问题；四是过分追求“大而全”问题。“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他从西方传教士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中得出启示：一手持《几何原本》，一手持《神学要义》，从介绍西方的新技术开始，达到宣传神学的目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首先要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而不能完全“以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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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挞学界不良风气

朱振武教授在大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以幽默而犀利的语言直指当前学界存在的不良风气，对于当前学术研究中大量存在的“洋垃圾”、“洋八股”现象予以痛斥。他提出三点“新思路”，一是“洋快餐、洋垃圾可以停了”；二是“见人矮三分，唯洋人马首是瞻可以停了”；三是“文化自信和翻译自觉可以有了”。朱教授的发言尤如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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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刘建军教授的发言，就像听了一段精彩的“单口相声”。刘教授以这种话语风格使与会代表深深地记住了一个词：“问题意识”。“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理论）”，刘教授提出搞研究提出问题最重要，要从“人们通常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挖掘深刻的问题；“学术创新的要害是概念创新”，学术研究的重点是要搞清楚概念；理论（思想）的产生是来源于“个人的体验”和文本的解读。刘教授从希腊神话的来源、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老人与海》的硬汉精神，批评了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概念模糊、问题意识淡泊、学术判断生硬的现象，诙谐幽默的语言，加上睿智犀利的见解博得阵阵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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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策有志晚学后辈

郑克鲁先生已近八十岁高龄，仍然早起晚归，笔耕不辍。晚上他办公室的灯光曾为我这个很不熟悉师大校园的人明确地指示了文苑楼的方位。迄今为止1600万字的译作、几百万字的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章和不计其数的访谈、序跋文章，令我只能想起一个词：高山仰止，用朱振武教授的话来形容“到下辈子”也不能达到郑老的高度。他的成就、他的态度、他的精神确为后辈晚学之楷模，也是对有志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学生极大的鼓舞与鞭策。

三个半天、四个分会场的专题研讨，场场爆满。没有人舍得离开，想听一听其他分会场的讨论却又分身乏术，怎一个无奈了得、怎一个可惜了得！作为会务组一员，同时又是参会代表，我只能无奈地选择参加了其中一个组的研讨。

各分会场的专家点评犀利而睿智。针对与会论文中出现的问题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存在的问题。谢天振教授毫不客气的指出，所有参与研讨的研究都存在一个通病，即问题意识的缺位，研究内容与主题相关性差、论文标题中体现不出研究的问题、研究内容对问题的发掘不深入、研究能力与研究内容不匹配等等。许钧教授则鼓励青年学子，“每个人做学问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要善于将“兴趣”融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因为“兴趣”导向的结果就是发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