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的历史上，明末清初无疑是一段痛史。这个时代是一个天崩地裂、山河破碎的时代，它给了最崇高的人和最卑劣的人一个淋漓尽致展示自己的舞台，在这其中，明末的英烈遗民的数目，无疑是庞大的。在抵抗异族建立的满清政权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忠臣英烈，而在满清定鼎中原后，保有民族气节的一部分士人或参与抗清的大业，或做了明室遗民。本文主要分析两种诗人，一位是英烈张煌言，另一位是遗民顾炎武。从而借助他们来看英烈遗民诗人的文学创作，并推知他们各不相同却又殊途同归的心态。

【关键词】明末 英烈 遗民 诗人 文学创作 士人心态 张煌言 顾炎武

一、英烈的孤忠大义——张煌言

张煌言，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南明将领、诗人、民族英雄，崇祯年举人，官至南明兵部尚书，现代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一书中赞他是“几乎无可挑剔的完人”，并说“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黄宗羲曾评价他“公不幸而生明季，明季幸而生公”，并在著作《南雷文定三集》中说“宋明之亡，其传之忠义，与不得而传者，非他代可比，就中险阴艰难，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者，则文文山、张苍水两公为最”，将他与文天祥并称。后人则将他与精忠报国的岳飞、力挽狂澜的于谦并称为“西湖三杰”。

张煌言不只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有《张苍水集》传世。在张煌言长达二十年艰苦卓绝的抗清岁月中，他一路南征北战、戎马倥偬，在战斗生涯中写成了大量诗文，其中饱含着质朴悲壮的爱国热情。其风格慷慨激昂、沉郁苍凉，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报国热情，蕴含着令人动容的悲壮之美。

张煌言不仅是一个文采风流的诗人，更是一个坚定不屈、百折不挠的斗士和英雄。这两种不同的特质造成了他的诗歌的不同。虽然张煌言一生功业并未成功，最后更是被清廷俘虏，但不同于其他诗人词人的感时伤世，张煌言的诗歌反而充满着一股不屈不挠的情绪。同时，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张煌言目睹连年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因而在诗中也带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在穷途末路时，他所想的也并不是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国家人民的苦难和历史上先烈的精神。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正因为杜甫经历过安史之乱那段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岁月，因此才能在诗句中将身处在变局中的直观感受真实的描绘出来。张煌言亦是如此，他是南明朝廷内的支柱，亦是抗清的一面旗帜，身处历史之中，当会有与杜甫截然不同的体验。虽然体验不尽相同，但那种忠义之心与忧国忧民的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

张煌言的诗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追忆先辈忠义志士事迹同时表明心志的，还有一类是忧国忧民怜悯百姓生活的。这两类诗都各有各的特点。在张煌言被押到清军营地时，他所吟的两首《甲辰八月辞故里》，诗中缅怀先烈忠义志士的精神，同时自己也表明了自己的心志，在最终也表现出了对江山易主、人民苦难的自嘲，至今看来仍然是令人热泪盈眶。第一首中第一句“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表明了无奈的情绪，虽然自己所做的一切最终成空，也不可能像范蠡严子陵那样功成身退“桐江空系严光钓，震泽难回范蠡船”，但他仍然百折不回，活着的时候虽然没能拯救国家，但死后希望能够用自己的魂魄庇佑华夏“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最终认为自己的忠贞不敢求青史流传。第二首中，首先说自己国破家亡，但是却有着自己的楷模“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然后追忆先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想到岳武穆和于忠肃。后面说到“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为自己能为国捐躯青史留名而自豪。最后一句“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表明了他抗清矢志不渝的决心。他的怀古明志诗读来让人热泪盈眶，具有很强的感染性。

然后是他的忧国忧民的诗词。例如他的《辛丑秋虏迁闽浙沿海居民，壬寅春余舣棹海滨，春燕来巢于舟，有感于作》，感叹迁海令后的沿海居民的悲惨境况。在诗中，张煌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之心显示的淋漓尽致。如“今年旧燕来，旧垒多败瓦”，又如“春燕巢林木，空山啼鹧鸪。只今胡马复南牧，江村古木窜鼪鼯”，字字表现了他对异族统治中原的痛恨和对社会黑暗的揭露。通过咏史和现实的结合，描写了沿海人民的悲惨生活。

二、遗民的深刻反思——顾炎武

 顾炎武，原名顾绛，后因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因此改名顾炎武，世人称其为亭林先生，曾参加昆山地区的抗清义军，兵败后漫游南北。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

曾参加过抗清义军但又留在清朝的顾炎武，是一个对故国有着感情的文人，但他也没有如同杀身成仁的张煌言那样刚烈。顾炎武亲身参与了多次抗清活动，也曾经不屈不挠、屡败屡战，也有过“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的执着与坚定。但在多种抗清活动均宣告失败时，他也会开始反思，反思历史，反思两百年的明朝为何会被满族灭亡，并将他的感受都写在了诗中。

他师法杜甫，继承了杜诗中深沉的忧患意识。少年之时，明末学风萎靡空洞，而他则主张务实求真，并对时局的危急有着很深刻的认识。虽曾有过匡扶社稷的宏愿，但权奸当道、政治昏暗的明末并不能给他发挥才能的空间。于是他开始考察天下郡国，并结合当时的实际写下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希望能为治理国家提供参考。然而中年之时，却遭遇国家的大变局，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清又随之入关，一时风云激荡。他在弘光朝时对明朝两百年的沉疴积弊进行了深入思考，对弘光政权也有着深深的忧虑。

崇祯帝宵衣旰食，极其勤政，符合了封建时代对于明君的大多数定义。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君主，让两百年的明朝在他的手中灭亡，时人大多对此不解。但顾炎武却看透了明朝的积弊和亡国的本质。他在《大行皇帝哀诗》中写到“求官逢硕鼠，驭将失饥鹰”、“人多比德朋”，明确指出了明末朋党遍地，权奸横行的局面，又说“一自德陵升驭后，山河祠庙总沦倾”，自天启朝一来，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崇祯虽大刀阔斧整顿，但奈何积重难返，再则文官贪财，武将怕死，最终失国。

顾炎武对于明朝的反思还不止这些。他还对南明抗清的形式有着独到的见解。针对南明君臣偏安一隅的短视行径，他痛心疾首并多次上书，并在诗中言明“何当整六师，势如常山蛇”，并对南明诸王互相攻讦的情形感到忧虑，对此他提出了“一时并起实仓皇，国计人心多未协”。

除了对时局的敏锐洞察力外，顾炎武的诗中还体现出了战乱与清政权残暴统治导致的百姓悲剧。《羌胡行》中的“四入郊圻躏齐鲁，破邑屠城不可数。刳腹绝肠，折颈折颐，以泽量尸。幸而得囚，去乃为夷，夷口呀呀，凿齿锯牙。建蚩旗，乘莽车。视千城之流血，拥艳女兮如花”、《督亢》中的“一归屯占后，墟里少遗民”，都体现了动荡中的普通民众的苦难。

这两位诗人，一位是英烈，一位是遗民。在那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年代，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但不变的是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兼济天下”的情怀。逝去的英雄依然吟诵着慷慨激昂的诗句，活下来的哲人却在思考着过去与未来。这个世界需要英雄，也需要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