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了，我想让他走的风光些，他知道我们会这样做，提前写好遗嘱，不让大操大办。
为了这件事，我们姊妹几个受到全村人的非议。村里人说我们太不孝，父亲就是这么固执，固执到他不在了，还要让我们为他的固执买单。
改革开放时我已经记事了，俺家分了十几亩责任田，一头小毛驴。从那时起父亲就开始他的淘金计划。
在俺家一切都是父亲说了算，土地产权自由了，父亲不像其他村民一样，种小麦、大豆、花生、玉米。俺家却种下大蒜，种下药材。按父亲的话说，种大蒜种药材比种庄稼收入高。
依着时令各种庄稼成熟后，村民们都换回他们所期望的收入。而我家的大蒜和药材却无人问津，家里家外到处散发着蒜味药材味，家里每顿饭都有大蒜，蒜泥蘸馍、爆炒、上锅蒸……母亲开始唠叨，父亲开始往外跑。
父亲拉着大蒜去城里摆摊蹲守叫卖，整天整天的蹲守也卖不出去多少。后来父亲听取一位好心人的建议，跑了大酒店、餐馆、小吃摊和路边店。把大蒜以低于市场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不管收入多少总算卖掉了。
和大蒜比起来药材更难出手，销售渠道更窄，父亲跑遍方圆大小药店还是没有卖掉多少。父亲扛着药材乘坐火车去外面找销路，（那时候不像现在信息发达，可以网上销售快递到家，全靠一张嘴两条腿。）结果整包药材被列车员扔出窗外，父亲两手空空回到家。后来药材一点一点变成我家烟囱里飘出的炊烟。
农闲时村民大部分在家编白蜡条筐，这种条筐有圆的有方的，山西大同那边煤矿上使用。一个条筐能卖到两块五毛钱，在当时这个价钱还是很可观的。我父亲可不干这种体力活，他贴出广告收购条筐，然后雇佣大车拉到大同去卖。这是父亲赚下的第一桶金。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那次药材被扔后去了山西大同，因为大同煤矿多，我们这边有煤矿用的白蜡杆和白蜡条筐，父亲和大同煤矿那边订下合同，供应煤矿用的条筐和白蜡杆。不但挽回我家一季的收成，还赚到一村人的羡慕。
从此以后父亲对种农作物更不上心了，他热衷于跑外联，我家的小毛驴也被他牵到集市上卖掉。爷爷却看不惯坚持种地，人家都有牲口拉车往地里运粪运肥料，我家只能自己拉着架子车去干活，那时父亲不在家，爷爷年迈母亲身体有病，我和哥哥一个拉车一个在后面推，惹得村民不少取笑，我记得很清楚，一次有个村民说，“你爹都成阔老板了，你俩还在这拉破车”。哥哥被激怒了摔下车子破口大骂，吓的那个人再也不敢当面说我们家的风凉话。
父亲有钱的时候也会在村里嘚瑟，拿出从外地带回的烟酒，请村民们品尝，人们得到父亲的优待自然说些恭维话，父亲很满足，感觉他在村里最受欢迎，是村里最体面的人。
父亲继续跑外联，我家的庄稼一年不如一年好，眼瞅着邻居家购买了手扶拖拉机，购买了电视洗衣机，盖起新房子……我家除了父亲往外跑的次数更多，其他都没有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行各业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西大同煤矿那边已经不需要父亲供应白蜡杆和条筐，父亲唯一的财富链就这样被断送了。
所有人都以为，这下子父亲总该面对现实，扑下身板好好打理庄稼啦。但父亲还是没有按常理出牌。
这一年，父亲请来我家的亲戚和要好的邻居，把我家十几亩地全部栽上泡桐苗，按父亲的设想，泡桐树一年就可以见效益，行情好的话能收入十几万元。我们全家当然也包括父亲，整天在地里辛勤劳动，浇水、除草、施肥、捉虫子……像伺候老人和小孩子那样精心呵护着每一颗树苗，期待着秋天的收获。
事情往往和想象的背道而驰，天公不作美连续降雨，到处都有积水，泡桐最怕水淹，父亲着急了，披着雨衣拿着铁锹整天在地里排水，尽管父亲使出全部力量抢救树苗，还是没能挽回局面，半个多月下来树苗几乎全死掉了，雨水浇灭了父亲的全部心血。
这一年我爷爷去世了，父亲特别伤心，因为他不但没让爷爷过上好日子，还让爷爷临走时满带期望和牵挂。
我哥我姐也在这一年离开家，他们非要去广州去深圳打工挣钱，我去城里上学。家里就剩下带病的母亲和落寞的父亲。
等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父亲已经苍老的不成样子，我们都争着接他去住争着养活他，可父亲哪儿都不去，他说他要守着我爷爷，守着俺家的地。
他和母亲把我家的地全部栽成梨树，还用铁丝网起来，在梨园里养了成群的鸡和鸭，树下种瓜果蔬菜，父亲说我家自种的无公害，土鸡蛋有营养，只要我们常回家看看他和母亲，他就会很高兴。
现在想起来父亲真可怜，他的一生好像从没有完好地达成过一个愿望，如果年轻时拼搏不成是他自己造成的，那么他年老时期的盼望都是我们姊妹几个造成的。
父亲精心地收拾着他的梨园，梨园里装载的一切都是为他的儿孙们准备的，我和哥姐每次回家，他都恨不能让我们带走园子里所有的东西，我们对他说，你别种了吃不了，城里啥都有，他就是不听，还是固执地种了收，收了再种。
直到亲眼看见父亲永远地闭上眼睛，我们才知道，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在梨园忙碌的身影，我们再也吃不到他种的蔬菜，再也看不到他笑着从里屋给我们搬出成筐的土鸡蛋土鸭蛋，从冰箱里拿出摘下来的豆角、黄瓜、西红柿……
我的父亲，没有带给我们什么财富，只给我们留下他固执的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