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周易》之前，觉得《周易》是一个云里雾里、牛逼闪闪、神秘兮兮的家伙。学过一段时间之后，对于《周易》的发展演化有了一些认识。
关于《周易》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易》历三圣而成书，如孔颖达在《周易注疏序》中所言：
伏羲制卦，文王系词，孔子作十翼。
在秦以前，《周易》就已被奉为经典，但人们一般把它看做卜筮之书，故能免于秦火而传承不绝。至于易学在汉、宋之间的发展，可以引用《总目》的扼要概括：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
将千余年间的易学发展归结为“两派六宗”，自然是极为简要的概括，未必每个学者都可以严格对号入座。不过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框架，大致勾划一下易学在此历史时段的演进。
汉代学者承先秦易学研究之余绪，以象数解《易》，易学研究遂走上了谶纬一途；而汉儒治经重文字训诂，又使易学流于烦琐。
物极而反，到了汉末，这种研究方法走到了尽头。王弼以义理解《易》，一扫象数之弊。《总目》对此评价道：
《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寖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
王弼的易学研究，对于儒学而言功过参半。王弼（和韩康伯）使易学摆脱谶纬术数，这是他们的功；但他们又将易学引入了玄学，颇令儒家学者不满。正如《总目》所说：
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
魏晋至隋以前，象数（郑玄注为代表）、义理（王弼注为代表）两派并行。
到了隋代，“王注盛行，郑学寖微”（《隋书·经籍志一》）。汉儒解《易》之作多废，以至于孔颍达注疏《周易》时没有别的古注可引，“诠释文句，多用空言”，可见王注影响之大。孔颍达奉诏作疏，专崇王注，不啻对其他学说的进一步扫荡。
北宋儒学复兴，易学研究的象数与义理两派都得以恢复。当然这种恢复不是文物出土，而是新形势下的再创造。
义理派虽继承了以义理解《易》之传统，但以儒家伦理代替玄学，“阐明儒理”。
象数派继承了以象数解《易》的传统，又提出了各种图式，故宋代的象数派被称为“图书之学”。
总之，《周易》经过历代学者不断阐发，内容越来越丰富，逐渐成为无所不包的知识大全。朱伯崑先生在《易学哲学史·序言》中指出：
易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打破了迷信的领域，其对《周易》所做的理论上的解释，终于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成为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人用来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工具。
说白了：《周易》本来就是一个算命用的册子，就像西方人占卜用的水晶球一样，是道具、工具；后来被很多人附会上很多社会人生的道理，就像一个格言大全；再往后来，又有很多人把这些道理给系统化整理，终于发展成一套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在内的中国人生活指南，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庞然大物。
（答知乎问：你学了《周易》后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