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四始，颂居极位。颂者，形容状貌也。帝喾曾命咸黑作歌，此乃颂之始。自《商颂》以下，文理完备。教化一国之歌曰风，正四方之风谓之雅，以成功告于神明谓之颂。风雅以写人为主，故有变风变雅。颂主雅容告神，义必纯正。鲁国颂扬周公之德编鲁颂；宋国因祭祖而辑录《商颂》。此乃严肃纯正之颂歌，非寻常宴会之歌咏。《时迈》乃周公所作。贤人作颂，法度存焉。夫民各有其心，非能壅塞也。晋人赞“原田每每”，鲁人以“麛裘而韡”讽孔子，此为直言之讽，非吟咏。丘明、子高记之为颂。颂渐被于人事。屈原之《橘颂》，文质兼美，比类寓意之法推及于细物。秦之石刻，乃颂始皇之功德。惠、景之朝亦有述容之颂。故颂之作法相继不断也。如扬雄之《赵充国颂》，班固之《安丰戴侯颂》，傅毅之《显宗颂》，史岑之《和熹邓后颂》，或拟《清庙》，或仿《鲁颂》、《商颂》，虽深浅不同、详略各异，其歌颂美德，显扬形容之法度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巡》，变为长篇之散文，此乃颂之谬体也。马融之《广成》、《上林》，有雅之用意而形容似赋，玩弄文体失之于本色远矣。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序文长而美，正篇简约。挚虞之见解颇为精到。至云“杂以风雅”，而不辨其主旨，不过徒张虚论之伪说矣。及魏晋杂颂，鲜有犯规。曹植之作以以《皇子》为标，陆机之作以《功臣》最优。然其文有褒有贬，此乃魏晋之变体也。
颂之写作尚典雅，文辞明丽。陈述铺写虽似赋，而不华丽奢侈。严肃庄重如铭，而非规劝警戒。铺陈文采以引举称赞，立意着眼于大。细微之描写，则随情而变。其大体如斯矣。
赞者，辅助说明也。上古之祭祀重唱发之词。 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重言以事理助辞也。故汉置鸿胪，典礼唱拜之语为赞，此为古之遗语。司马相如之作赞荆轲。及《史记》、《汉书》，褒贬杂陈。以简约之词记录，颂之体以议论，《太史公自序》，《叙传》，申明主旨，与赞同名。而挚虞称《汉书·叙传》中的赞词为“汉书述”，失之远矣。及郭璞注《尔雅》，动植皆赞，褒贬皆举，乃颂之变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