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门，正赶上限行，本能地掏出手机打算叫辆网约车，却突发奇想地想要坐回公交车。
来到家附近的公交站，努力辨识着公交站牌各个站的名称，我已经将近二十年没坐过公交车了，此时心里竟有些莫名的激动。
等了一会儿，我要乘坐的公交车缓缓驶来，车门打开的一瞬间，我一只脚踏在台阶上，突然间恍惚了，我没有乘车卡，也没带现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付费，司机可能看出了我的窘态，出言提醒：“打开支付宝的乘车码扫一下。”哦，原来现在乘车竟是如此方便，扫过码，我找了个座位坐下，可能此时不是高峰期，车内没几个人，都安静地坐着，车厢干净明亮，空调送来阵阵凉爽，前方悬挂的电子屏播放着广告，耳畔传来清晰的中英双语电子站点播报声，车内没有异味，也没有售票员，却有一个带着袖标，身着保安制服的小伙子。
我脸看向窗外，道路两旁的建筑物，树木，骑着共享单车的人们夹杂着快递，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如同一条流淌的小溪，从我眼前缓缓滑过，这是我开车时不曾仔细端详的画面，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以前乘坐公交车的岁月。
八十年代是我的小学和初中时期，那个时候公交线路不多，最为有名的是长安街上的一路公交车，由于横贯整个长安街，而且车身为铰接式大通道设计，车体很长，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大一路”，其余例如4路，52路，57路等，好像也会途径长安街部分站点。
记得那个时候我坐车特别喜欢站在车厢连接处的圆盘上，两边是类似橡胶材质，像手风琴一样的遮挡，车辆转弯时，透过遮挡的缝隙，可以看到路面，同时圆盘也会随之转动，就像公园里的转椅一样，很有意思。
当时街上还有一些无轨电车，都是1字开头的，像102，103，104之类，两根触角长长伸出，搭在头顶悬挂的电线上，人们戏称为“大辫子”。郊区车基本以9字开头，路线较长，车况相对比较差，但却是当地人出行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到了九十年代，城市新增了300路内外环公交车，甚至有了双层观光巴士，人们出行的环境和选择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再来说说车票，当年乘车有两种购票方式，一种是月票，一张胸卡大小的硬纸板，上面贴上照片，照片上盖章，下面是按不同月份设计的各图案的贴纸，用胶水层层糊住。月票每个月去各固定售票点购买，分为学生票和成人票，等级也按需求划分为市区月票和郊区月票，价格大概是4-7元左右，还有一种联合通用月票，就是公交车和地铁都可以乘坐，比普通月票要贵上一些。
另外一种是上车购买，当时车上是有售票员的，坐在铁制的台子后面，脖子上挎着一个棕色麂皮的挎包，顶部是金属锁扣，用来装票款，手上拿着一个木板，上面是夹票的弹簧，车票是一沓沓的薄纸片，票面是1角-2角，弹簧上还用皮筋拴着一根铅笔，一头红一头蓝，可能是为了区分不同车票，乘客交钱买票，售票员会根据乘坐路程收取相应金额，然后用笔头划一下车票撕下交给乘客，中间售票员也会查票，那个年代坐车的人非常多，往往一辆车上满后人们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挤在一起，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盛夏季节，男女老少一人一身汗，彼此间呼吸可闻，到了冬天，人们身着厚厚的棉服，相互挤得不露一丝缝隙，不扶着把手也不会摔倒，偏偏此时售票员还要查票，从车的一头挤到另一头，一边扒拉一边检查，有时会招致乘客的抱怨甚至辱骂，可售票员大多是北京大姐，嘴皮子利索，论吵架还没输过谁，乘客基本上占不到便宜，这种现象直到九十年代初李素丽被评为公交系统模范标兵，规范了售票员的形象后才渐渐好转。
但别看售票员大姐的嘴像刀子，心地可是相当善良热心，看到车上有老人，抱孩子的妇女，就张罗着让坐着的乘客起身让座，甚至会把自己的座位让出来；那个时候车上小偷很多，且大都是惯犯，彼此立规矩，霸占着不同的线路，大姐眼毒，发现后便提示乘客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并且毫无惧意地回敬着“佛爷”们凶狠威胁的目光。
当时售票员报站名也是非常有趣且有代表性的，手持一个黑色的小型扬声器，嘴里像含着刚出锅的元宵，含混不清，再加上北京话特有的吞字和滑音，你根本听不清楚她说得是什么，尤其是外地来京的，往往听得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常会发生下错站的情况。
再来说说等车，由于当时公交车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所以每个站台都是人山人海，也排队，也有站台维护秩序的，但当公交车进站停靠后，随着车门打开，人们的纪律性顷刻间荡然无存，甭管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还是怀抱孩子的妇女，纷纷如潮水般涌到门口，争先恐后地往里挤，这时候下车的人可就倒霉了，刚到门边就被蜂拥而上的人群给推了回去，而后面的人也在奋力往前挤，像是一场激烈的橄榄球比赛！好不容易挤下去了，还没等这口气喘匀，发现不是扣子挤开了，就是眼镜，帽子，甚至鞋挤掉了，于是咒骂着返身加入上车大军试图找回，车上因为抢座，踩脚相互谩骂，继而大打出手的现象在当时很常见。
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有一次冬天刮大风，正赶上我生病，我妈和姥姥带我去东单三条的儿童医院，到了车站上不去车，我妈差点急哭，这时，姥姥沉着地说：“别慌，你先上去，到售票员那等我。”说完，姥姥抱着我来到售票员所在的窗口，跟售票员说明了情况，把我从窗户送了进去，姥姥自然没能上车，目送着车缓缓驶去，一路上我坐在售票员前面的铁台子上，屁股一片冰凉，好像连烧都退了。
不知不觉中车到站了，我下了车，看着秩序井然的站台，收回了思绪，再不会有人因听不清报站而坐过站，也再不需要把孩童由车窗塞入，与今时相比，小时候的乘车体验简直是不堪回首，但也正是源于那个时代特殊的状况，才使得我拥有这段特殊的记忆，把那份挤出来的温热永远留存在时光的转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