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22日清晨。

天阴沉沉的，刺骨的寒风卷着雪花扑向莫斯科，那高耸在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红五星，也迷漫在一片风雪之中。这时，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士兵和苏联内务部人员踏进了高尔基大街共产国际干部宿舍的柳克斯公寓。

李立三和妻子李莎从睡梦中惊醒，静静地听着那山远而近的“嚓嚓嚓”的脚步声，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苏联共产党开展的“肃反”运动扩大到可怕的程度，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无辜的公民都被杀、被抓，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和工作人员中，也有许多人被苏联内务部以“外国特务”等罪名逮捕了。

“咚咚咚，咚咚咚……”

有人在敲门，声音是那样重浊而固执。不可思议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李立三被逮捕了。

李莎在惊恐惶惑中，呆呆站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她像从梦中惊醒一样，慌忙拿起笔，把李立三临走时说的话逐句记下来：“李莎，你转告我们党组织，我是清白的，我在这里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情。”

第二天，李莎被赶出了大楼，在孤独郁闷中度过了几天，然后回到了母亲那里。她失去了丈夫和自己的家。一进门，她就扑进母亲的怀抱，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李莎这时还是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的学生。李立三被捕后，她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团支书首先把她找到办公室，冷冷地对她说：“你丈夫是一个外国特务，人民的敌人。你是一个共青团员，必须同他划清界限！不然的话，组织是不能允许的。”

几天后，在全体团员大会上，李莎被要求当众表态：要团籍，还是要爱人？几百双眼睛一齐盯着她，她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此时此刻，她不由想起了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想起了他们相爱的那些不平常的日子……李莎出生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地主家庭。她父亲是一位贵族出身、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母亲出身于小文书家庭，李莎是母亲最小的女儿。中学毕业后，她考人了技工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工作。3年后，她报名到远东出版社工作。

在那里，她结识了不少的中国朋友，第一次听到了李立三的名字。

1932年的一天，李莎回到了莫斯科，去看望一个女友。女友的爱人姓杨，是个中国人，在共产国际工作。

李莎一进门，一眼就看见沙发上坐着个个子高高、笑容可掬的青年人。

“请认识一下，这是李明同志！”老杨高兴地指着那个青年说。

李莎和李明就这样认识了。此后，他们经常约会，在一块散步、划船，无拘无束地交谈，渐渐建立了感情。

有一天，还是在那位女友家，有人问老杨：“李立三今天会来吗？’’在坐的李莎大吃一惊，高声问道：“怎么，李立三在我国？他什么时候来的？”

女友起初一怔，随即咯咯笑出声：“李立三不就是李明吗？怎么你还不知道？”

李莎被这意想不到的事情搞糊涂了，呆在那儿，半夭说不出话来。那时，有些人一听到李立三的名字，就会马上警惕起来，离他远远的，唯恐沽上“机会主义”的毒菌。但李莎觉得，他不管是叫李明也好，叫李立三也好，都是个正直可爱、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她喜欢他爽朗、活泼的性格，赞赏他充满浪漫色彩的革命经历。

从此以后，李莎更加主动地接近李立三。李立三对她也显得格外热情，经常邀请她到外面玩。

一天约会时，李立三语调低沉地对李莎说：“我曾经结过婚，更重要的是，还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给我们党的事业造成过很大损失。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接受批判，还要准备继续作检讨。这些你都知道吗？你受得了吗了”李莎默默地伸过手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轻轻地说：“我相信你。。一”李立三是个急性子，在爱情上也急于求成。他觉得能够得到这么一个相信他、理解他的伴侣，实在是他一生的幸运。

以后，他更加殷勤地请李莎看戏、看电影，有事没事每天都要打个电话，还时常写信。中国式的情书，总少不了这样的句子：“亲爱的，我的心早已飞到你那里去了……”尽管李莎很不习惯这样的表达方式，但读了还是满心欢喜，她完全沉浸在初恋的幸福之中了。

李莎准备和李立三结婚了。消息传开，不少亲友替她担忧，劝她说：“你发疯了！干嘛非要和外国人结婚？你了解他的底细吗？"也有人说：“他是出了名的机会主义者，你将来要跟着他吃苦头的。”

但是妈妈和哥哥等家人理解她、支持她。

1936年2月初，在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七层楼上的一间小屋，李立三和李莎举行了简单而热烈的婚礼，十几个中国同志前来祝贺。

新婚燕尔，情深意浓，小家庭里充满了欢乐和甜蜜，他们一起听交响乐，一起看话剧。李立三给李莎讲中国革命的故事，李莎则教李立三学俄语。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在爱情的土壤上培育着幸福的花蕾。

李莎非常想上大学，李立三尊重她的愿望，决定暂时不要孩子，支持她考人了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

李莎不会忘记，多少个美丽的夜晚，她倚在李立三的肩头，听他描绘中国解放的远景；多少个党团活动日，他教育她：党是人民的救星；多少次工作余暇，他告诉她：“我的一切首先是属于党的，然后才属于你……”这样忠心耿耿的人，能是坏人吗？这样满腔热情的人，能是敌人吗？李莎想到这里，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然后庄重地捧着团证走向主席台。

“我从来就不认为李明是坏人，也没有发现他做过任何坏事。他是无罪的。我等待对他的审查结果！”她眼中嗜着泪花，把团证轻轻地放在主席台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冬去春来，夏去秋至，李莎不知疲倦地奔波着，打听着，还是不知道李立三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但她没有灰心，仍旧一个监狱又一个监狱，一遍又一遍地询问着。她几乎每天都是清晨怀着满腔希望走出家门，黄昏拖着酸胀的双腿走回家中。

一天，在塔干卡监狱外排了几小时的长队之后，她终于找到了丈夫的下落。当她飞奔回象时，一边叫着：“找到了，终于找到了i”一边扑进妈妈怀里，高兴地哭了。

李立三是刚被转到这所监狱里的，他被指控为“日本特务”、“托洛斯基分子”等，受到一次次审讯。然而李立三始终否认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并且给斯大林写信，要求对自己作出公正的结论。前途凶吉难测，但他始终充满希望，还努力在狱中攻读俄语，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俄文阅读、表达能力。

这一天，当他从看守手中拿到妻子送给他的钱时，禁不住热泪流淌。要知道，李莎每月只有250卢布的助学金，维持一家生活都很艰难，再省出50卢布给他，是多么不容易啊！

1939年，苏联开始纠正“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等同志认真清理了李立三和被捕的其他中国同志的材料，最后得出了结论：李立三除1930年的错误外，并没有任何其他政治问题。1939年10月革命节前夕，李莎又惊又喜地见到了出狱的丈夫。

可是李立三并没有完全恢复名誉。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继续审查他。李立三非常气愤，他终日伏案，在李莎的帮助下，用俄文写了100多页的反驳材料，表达了对党的坚定信念。

1941年，苏联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开始了，人民的生活异常艰难。李立三一家常常没有钱买菜，几片萝卜在锅里沧一抢，就下一顿饭。他们的女儿英男长到二三岁了，还没有吃过鸡蛋。战争时期，他多次用确信无疑的口吻对李莎说：“中国总有一天要解放，我总有一天要回去，到那时，我要把你也带去，看看美丽繁华的上海，看看漫山遍野长满青竹的湖南……亲爱的，你一定会爱上中国的。”

1945年6月，郭沫若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121周年纪念大会。李立三得知后，多次去见郭沫若，表达了他思念祖国和回国工作的强烈愿望。

中国共产党也无时不在惦记着他、关怀着他，从来没有承认共产国际开除李立三的错误决定。党的“七大”召开之前，根据大多数代表的意见，李立三继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45年12月31日深夜，当喜讯传到李立三的家中时，李莎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伏在李立三的肩头，激动地哭了起来。是呵，这一对患难与共的异国夫妻，盼到今天，多不容易啊！

1946年初，李立三告别李莎，带着一颗赤子之心，飞同初思暮想的祖国。他先是在东北局工作，并向党中央请示，要求把李莎接到东北来。同年10月，李莎带着他们的小英男，告别了亲人，告别了生她、养她、给过她幸福与痛苦，给过她甜蜜和灾难的俄罗斯大地，来到了中国，和丈夫团聚了。第二年，她又随丈夫搬到了北京。

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后，李立三的处境也日趋艰难起来。

1962年，康生给他写信，建议他同李莎离婚，或者让她加入中国籍。李莎出于对中国的信赖和与李立三同甘共苦生活多年的深厚感情，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毅然于1964年7月，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李立三被批斗、被抄家，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最后终于在1967年6月22日，含冤去世。李莎始终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她相信理解自己的丈夫，在残酷可怕的斗争中，给了李立三极大的精神安慰，陪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