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每天一得：1948年5月,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何应钦质问顾祝同：“怎么搞的?共军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顾祝同满头大汗，无言以对。

会后，何应钦向蒋介石做了汇报，他怀疑南京的国防部内部有潜伏人员，但是最后经过调查，此事不了了之。

何应钦的怀疑其实是正确的，延安之所以能够掌握国民党军的详细情况，确实和南京国防部打入的潜伏人员有关。

当时，为了获取国民党军的军事情报，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 陈修良主持的地下党南京市委设有情报、策反两个专门委员会，前者由卢伯明负责，后者由陈修良的小叔子沙文威负责。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修良从早年我党诸暨县委的旧名册 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她不由地想起了调任国民党国防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的副署长，也叫汪维恒，这两个名字是不是同一个人?

陈修良将这件事告诉沙文威，要他核实清楚。几天后，沙文威报告说：“这两个名字同是一个人，他就是1929年“诸暨暴动” 失败后，奉命自找出路的组织部长汪维恒。”

汪维恒后来进入了国民党军队，而且当上了胡宗南部三十四集团军的军需处长，之后又升迁为副署长。汪维恒与我党失去联系已经12年了。更为凑巧的是，当年曾是宁波市学联主席的沙文威与汪维恒有一面之缘。

陈修良听后大为振奋，指示沙文威亲自与汪维恒会面，争取重新接上关 系。沙文威得知汪维恒经常到下关的一家餐馆就餐，便和他在那儿“巧遇”上了。两人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沙文威婉转地问起：“汪先生还愿不愿为家里做些事？”

汪维恒动情地回答：“愿意，怎么不愿意?”

作为国防部联勤总部的要员，汪维恒掌握着各种绝密情报。他通过南京地下党，向延安提供了国民 党军各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

当这份厚厚的绝密材料被送出去后，很快延安发来电报南京市委。 之后，汪维恒又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及其兵员数目、 司令部驻地、军需集中地等大量情报，陆续抄好后交给沙文威，由沙文威转往上海局地下电台，发报给延安。

汪维恒提供的情报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十分准确，与后来战场上的情况完全相同，因此引起了何应钦等人的怀疑，但是却一直找不到潜伏者。

1948年9月，陈诚将汪维恒调往台湾出任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为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作后勤供应的准备。陈诚没有想到，在国民党军需界供职已二十年的少将汪维恒，真实身份确实地下党

胜利的曙光已经来临，在这个时候，却突然接到了赴台任命，这让汪维恒陷入了深思。他知道，一旦去了台湾，全家很可能就回不来了。不过，汪维恒转念一想，如果他去台湾后继续潜伏下去的话，那么国民党军在台湾的军事部署、武器配备、后勤基地等军事动向就可以传递给解放军。

因此，在短暂考虑后，汪维恒带着全家前往台湾上任，他不计个人得失，为了全国的解放，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在飞往台北之前，汪维恒与南京的地下党进行了联系，报告了他的决定。陈修良将汪维恒的情况向上级汇报后，李克农发来指示：同意汪维恒赴台，但一旦接到新的命令，应立即撤离台湾。

同时为了配合行动，李克农派遣地下党许汉城和汪维恒同往台北，许汉城以印刷厂厂长的身份作为掩护，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递送情报。许汉城是位外表极其普通的中年人，与汪维恒同时在上海入党又是浙江诸暨同乡，他们的往来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汪维恒到台湾后，不时将国民党军在台湾的部队换防、武器配备、美军顾问团等活动情况，通过许汉城送回大陆；另一方面，他也在等待机会，随时返回大陆。汪维恒一直期盼新中国的成立，尤其盼望能亲自迎接解放。

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在短短几个月间，国民党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损失150万，兵败如山倒。4月22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之后攻克南京，挺进杭州，势如破竹，并对上海形成了包围圈。

汪维恒每天半夜都紧张地收听新华社广播，了解新形势新动向，准备一旦接到密令立即撤离台湾。

解放军攻克南京不久，汪维恒突然接到南京地下党寄来的一封信，信里有一首盼故友回归的诗，意思是：迅速撤离台湾，返沪迎接解放。汪维恒又激动又发愁，激动的是终于等到了盼望已久的通知；发愁的是没有返回台湾的借口。

好转很快就有了机会，台湾省供应局因局势变化宣告解散，汪维恒的上司陈诚也在医院养病。汪维恒乘机打电话向陈诚告别，称母亲患病要回大陆探望。

陈诚听后劝汪维恒不要“冒险”，之后不放心，又派妻子谭祥前来极力劝阻。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汪维恒以“去去就回”让陈诚放心，把全家留在了台北，只身飞回大陆。不过，汪维恒全家离台的准备工作其实早就悄然就绪。

1949年5月初，在台湾地下党的掩护下，汪维恒的家人乘坐一班返沪的轮船，有惊无险地回到了上海，全家人终于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