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蠢蠢欲动
只为张开任何一个毛孔
吸纳阳光
吸纳善意
汗水亦是一种给予
交换来下一次的邀请
2017/7/21 星期五 晴九
点左右，阳光早早铺满了整个院子，凌云焰团队开始排练。
我以为的排练是大家裸体在阳光铺洒的泥土里狂舞，像Jan Fabre 团队一样化身为咆哮的动物在四处撒野，汲取天地之灵气。
结果，我看到的是：
院子里矗立着六米高、三层台的钢管台，四根两米多长的钢管被扣件紧紧扣成四方形，构成整个钢管台的基底。同样长度的四根钢管立在四角，为第二层的不规则方形框架提供支点。七根长木板搭在二层台上，打造成演员在上面行动的平台。另外四根长度相当的钢管以不同的倾斜角度向上延伸，后方两根被一条长钢管横梁连在一起，这根横梁中间又由一根竖立的钢管支撑起来，与第二层后边相连。前面两根钢管倾斜得厉害，用两根截断的短钢管在外围扣紧，中间又有两根短钢管与后面那根有支撑的横梁相连，加以固定。这就是第三层。其中一根长木板被锯成两节，固定在前后两根横梁之间。这样就搭好了装置主体。
对，装置。昨天我问导演：“这是你们表演用的道具吗？”今天导演给我上课了：“道具是古典戏剧的范畴，这应该是舞台装置。道具是死的，是演员用的工具。但是舞台装置是与演员平等的。你要是用道具这个词就是对舞台装置的不尊重。”
搭建这样的舞台装置就用了团队一上午的时间。每一根钢管的长度和倾斜角度、每一处扣件固定的力度都有不同的、严格的要求。团队在实验中一步步寻找确定的样子。或是上下敲打，或是左右挪移，或是直接上刀锯，让火花四溅。钢管给我的感受总是冷冰冰、灰扑扑的，生硬而丑陋。而老李却能发线它的美感：“不不不，这样太丑了，把那根管子换到另一边好看。”“这样左边太虚弱了，和右边力量不均衡。”“还是把梯子放下来好看。”他在旁边指点着，一着急干脆自己上台动手。
演员穿着老李另外一部作品《灵魂辞典》里的服装，戴着安全帽，扛着钢管内外进出，举着扳手或起子扭动校准，在钢管台上爬上爬下，俨然是一副老工人的模样。在阳光下暴晒，演员眯紧了眼睛，五官皱褶，汗水浸湿了灰蓝色的工装服，三哥干脆脱了衣服，背上有细密的汗珠在冒。老李也只穿着一条小短裤，近看时，大滴大滴的汗在阳光下反射着透亮的光，古铜色的老李像是一尊闪着黄金光泽的雕像。这哪里是戏剧排练，是表导演与钢管之间的较劲，是身体与高温焱日的对抗。
我猜这是一出讨论工人生存状态的戏，用钢管这一意象批判工业社会。我问老李：“《方寸》的主题是什么？或者说，话题？”
我好像一脚踩上了雷区，老李一下就激动了：“没有主题，你的思维还是停留在古典戏剧的观念上。我们在做的是剧场，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主题。身体，绘画，装置，形式就是内容，哪一个能用语言完整转译？能用文字转译的还能叫剧场吗？要是能用三言两语就表达清楚的剧场还叫人看什么啊？你应该多看看当代剧场，你去问卡斯特鲁奇，Jan Fabre他们有主题吗？”
我想回答他：“有啊。之前在欧洲戏剧节与他们面对面座谈，Jan Fabre说他的主题就是对脆弱性的关照，卡斯特鲁奇对表达沉默有兴趣，他们也都有创作的由头，或是对滥用药物的质问，或是对美国式民主的戏谑。”
可是没等我说完，老李就着急地安排下一根管子的去处了。“你就安静地看吧，别打扰我了。”老李对我说，有点生气的样子。
我挫败地闭了嘴，当隐形人我还是很有经验的。我现在的困难是要让老李知道我不是传统戏剧的卫道者，我没兴趣捍卫文字、主题在剧场里的权威。我受不了彻底的文本主义者的保守，他们对剧场新形式视而不见；我也受不了彻底的剧场主义者的激进，他们对文学性总是嗤之以鼻。
我在这里问的真的不是Drama里的“主题”，我想知道的是作为创作者的老李进行创作的“意向”（现象学用语）。这个意向是创作者对创作材料建立联系的源头，决定了创作者在剧场使用钢管而不是使用木头，使用肥皂泡而不是干冰，使用铃铛而不是滑轮。或者也可以说是创作者的关怀，对现实的关照，对某个现象的问题意识，这是出发点。
我无意用任何教科书上的定义去绑架我所看见的一切。我知道当代剧场的活力在于偶然性、潜在性，一切都在过程中生发、形成，在于某种事件性，而不是做文本的奴隶，朝着既定的静观美学理想刻意为之。Drama 和Theater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戏剧理念和创作方式，用一种标准去衡量另一种形式都是不公平的。
而我站在这里，即是想了解theater的创作方式。凌云焰的方式，不是坐在剧场安分地做stage reading，展示演员优美的声线和高超的台词技巧；也不是在练功房旋转挪移，震动每个器官与关节，展示身体的无限可能；而是残酷的，用全身气力与自然、与装置的对决。
但是我依然看不清它展示的是什么。
我问戏剧构作小狐，小狐说她也不知道。她和导演老李一样，也在观望。
于是我猜想，作品的意义在于过程，表导演同吃同住同奋斗的过程，他们互相熟悉，建立他们彼此之间紧密的共同体。
其他的，倒也不足为外人道也。
以上是中午写的。
或许是上午受到挫折，下午我多少有点消极怠工，躲在没有桌子没有灯的房间里看书，不去和演员们共同经历风吹日晒。
吃晚饭时，我又找到老李，一定要跟他开诚布公地谈谈：既然你找我来做文案编辑，为啥不给我材料？让我无从下手呀。
我迂回地和他讨论作品与作品阐释的关系，谈作品的发生和结果；讨论到他受过的哲学滋养，讨论肢体剧的曾经与现在。
他很无奈的告诉我：“你不应该和我谈论这些。我和小狐都不这样谈。”
“可我得帮你做文案啊！我总不能白吃白住吧。”
“你怎么和我们一样？都这样想？”他的意思是凌云焰团队驻扎方峪村，不想随便利用（白用）村里的资源，于是他们经常为村民举办公益文艺活动，放映露天电影，或者开办艺术讲座。
“得嘞～原来你有这包袱，还是我造成的。你这样想倒让我有包袱了。”他心有戚戚焉，“你就放下这包袱吧，不用放在心上。你就当来玩儿了，没什么的。你太认真了，你又不是抱着采访工作来，还带着提纲。你玩儿就是了。”他劝慰我，“你为我们着想，我今天还对你态度那么恶劣。”老李表达他的歉意。
一瞬间我有点儿想哭。受了委屈后终于得到关怀。我破涕为笑，卸下包袱。
老李让我之后就安安心心地看，去了解，去磨合。消除我的距离感，只能靠过程的日积月累。
“十月的艺术节你也来吧。”
老李邀请我。
我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