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輶轩语》一书现已鲜为人知，然而，在100多年前的清末时期，却曾风行一时。《輶轩语》为张之洞所撰，同《书目答问》为“姊妹篇”。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督学四川，此书是为诸生，学懂“举业”而作，分“语行”，“语学”，“语文”三篇，先行后文，重在讲读书治学之方法。其书名取自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輶yóu轩，古代使臣的代称）。
《书目答问》是讲治学门径的，是作者因诸生不知“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而为其开列的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指示门径的导读目录。书在体例上的创新之处在于，除传统的“四部”外，增加了“丛书”和“别录”两目。而在《輶轩语》中就已有“读子宜买丛书”一节，至于“别录”的内容，更是多所涉及。如果说《书目答问》是“目”，那么《輶轩语》可以说是“纲”。
胡适于1923年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约190余种,《书目答问》列在首位.其时正值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学术即将发生转型,张之洞欲力挽狂澜,别寻出路,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属于“清流”一派.其《书目答问》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导引、规范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知识世界轰毁前夜的读书生活和思想塑造,使得以传统经学为主体构筑起的学术世界,在晚清仍然相对稳固地运行着它的轨迹,从而也使得《书目答问》在社会性与学术性这两方面达成了完美的一致。
《輶轩语》专讲治学方法，对于今天的文史工作者来说，仍不无借鉴之处。概括起来有：
（1）注重根柢之学
文字、音韵、训诂，即传统的“小学”，本是经学的附庸，后独立为专门的学问。古人把“小学”作为通经学的必备功夫，即使今天，它仍然是以古文献为阅读和研究对象的文史工作者的基本功之一。《輶轩语》中有几个章节分别为：“解经宜先识字”，“读经宜正音读”、“读经宜明训诂”，认为这些是“根柢之学”。“下笔宜用今字，而读古书必识古字；诗文宜用今韵，而读古书必识古韵；语言笔札可用今义，而解古书必用古义。”“形声不审，训诂不明，岂知经典为何话耶？”还向诸生具体指示掌握“根柢之学”的门径及有关书目。
在文字方面，必须识小篆，通《说文》、熟《尔雅》。关于字形、音、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亦有精辟的概括，“识古篆之形，晓古语之声，方能得古字之义。大率字类定于形，字义生于声，知篆形则可觉今音之非，知古音则可订今形之误，故形声为识字之本。”
在音韵方面，由于“近世一淆于方音，一误于俗师”，而读古书曰句读离合，文义所系，尤宜讲明音读.”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音读’的标准和规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作者指出：‘稚正可据者，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反切”是音韵学中的重要内容，针对当时不少人“以反切为微妙难穷之事”的情况，在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反切的原理及方法之后，指出“反切之义不过如此，法甚简，理甚浅，妇孺可晓.”
在训诂方面，着重阐述了所谓“训诂回忌”：“望文生义”，“向壁虚造”，“卤莽灭裂”、“自欺欺人”。又说：“总之，解经要诀，若能以一字解一字，不添一虚字，而文从字顺者，必合；若须添数虚字，补缀斡旋方能成语者，定非。”这实际是训诂上所谓“增字解经”之忌。
（2）为学忌分门户
《輶轩语》中有“为学忌分门户”一节：“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谊无偏废，理取相资，诋琪求胜，为通孺。甚者，或言必许、郑：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则号为汉学者，不免为贪鄙邪刻之徙，号为宋学者，徙便其庸劣巧诈之计。……”张之洞对于历史上的汉、宋两学的“门户之见”作了深刻的剖析。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古已有之，至今仍有其“遗风”。
（3）厚今薄古，“今胜于古”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旧学界中，确有一种崇古的空气，言必称唐虞三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然而，对这种“厚古薄今”的风气，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如宋代的郑樵就已有“详今略古，注重近代”的目录学主张。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也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如，《史部·地理外记》注云：“古略今详者，录今人书”，《子部·天文算法》注云：“推步须凭实测，地理须凭目验，此两家之书，皆今胜于古”，在书后所附《国朝著述家姓名略》下注云：“大抵证实之学，今胜于古”。在《书目答问》所收录的2200多种书目中，清人的著述更是居于首位。
《輶轩语》也处处贯穿“今胜于古”的思想。在“宜读国朝（清）人经学书”，“读国朝人文集有实用，胜于古集”等专门章节中，阐说尤详、自不待语。如：“国朝江藩有《汉学师承记》，当着”，“阮元《经籍纂诂》，王念孙《广雅疏证》为训诂最要之书，”在“读书宜有门径”一节中，则更是多以清人之著述，作为各门学问之“门径”。如：“《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
在《輶轩语》一书中，所反映的张之洞的早期治学思想，除上述而外，还有“读书宜有别择，尤宜求善本”，“读书贵博贵精尤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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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八恺八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