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伊拉克项目工作半年左右，伊拉克方面为了进一步减少支出，决定减员一部分中国人的岗位，用埃及人、苏丹人等来代替。一来中国人的工资普遍比埃及人、苏丹人高，再有有些岗位技术含量并不高，埃及人和苏丹人完全可以胜任。
这次的裁员比例很大，总体上要裁掉30人左右，相当于项目在岗人数的五分之一。这么多人没干到两年合同期就要返回国内，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意味着30多个家庭的小康梦想即将破碎。
通过半年左右的磨合，有少部分外单位来项目的人始终不太适应项目里的工作和生活，有些人达不到所在岗位对技术的要求，工作起来很费劲，压力也大。还有一些人远离家人，经常想家，精神状态出现问题，严重的甚至失眠。这些人早就产生了回国的想法，这次听说项目要裁减人员，也算是一个能回国的机会。
除了本身就想提前回国的人，大部分人都不想被裁减提前回国。来自北京水磨石厂的职工，大多在生产的关键岗位，即便裁减，也不会被裁到。倒是来自外单位的“关系户”们，更加有危机感。大家被裁人的阴影笼罩着，整天忧心忡忡。
项目上还举行了关于裁减人员的动员会，项目经理张存申亲自主持，会上说明了这次被动裁人的背景和原因，并且要求无论裁到谁，都要服从大局，不要闹情绪。说到这里，他说：“我家有个亲戚，也是刚来这里工作半年，这次同样要提前回国。我在这个问题上，先起一个表率作用。”
张经理说的亲戚，是跟我一批来的，好像姓申，个子高高的，浓眉大眼的一个男孩，因为个子高，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经常带着一顶带沿的防晒布帽子，被分配到汽修部。因为都说他说张经理的外甥，大家都叫他“大外甥”。后来他还真的被裁，提前回国了。
被裁名单出来之前，项目总工汪双印有一天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谈话，我一听说被汪总召见，感到有一股不祥之兆。不过在这段时间听说了很多我和一起来的外单位人员都被确定被裁了，我也有了心理准备。这次终于被召见了，一个悬着的靴子总算落地了。
一进到汪总的办公室，我在办工作前坐下，汪总第一句话就问：“你是谁介绍来的？”我回答说：“我是经济合作公司蔡经理介绍的”。他听后又问我：“来了半年，感觉怎么样？”我说：“我来之前没在工厂干过，什么都不懂。大家对我都很照顾，尤其是工长和白师傅对我耐心帮教，让我能在短时间内基本就掌握了操作技能。不过我也表示我目前的水平离一个合格的操作工肯定还有差距，我将来会继续总结和改进、提高。”汪总听了我说的话，微笑着对我说：“没想到你还挺虚心，行，没事了，回去好好干，你回去工作吧。”
汪总平时很严厉，全厂没有人不怕他的。他在厂里的威信极高，他是钳工出身，技术一流，上一届的总工姓单，是我后来的室友，电工单士群的父亲。他回国后，汪总就接任我们项目的总工程师。我这次也是第一次面对面和他谈话，起初我非常紧张，当我进屋见到汪总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释然了，不但不紧张了，还感到汪总身上的威然和亲和力。我离开汪总的办公室后就想，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坦然面对。
过了几天，提前回国的名单出来了，我没有看到我的名字，我的心里也算是彻底踏实了。
我之前为了给家里人打预防针，把项目要裁人的消息提前写信告诉了父母，为的是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这次我没有被裁，赶紧第一时间写信把好消息告诉家里，让父母也别再为我担心了。
后来我听说之所以我能留下，是汪总和我谈话后，感觉我这个人还可以，挺实在的。没有因为没当上翻译就怨天尤人，还能塌下心来学技术，而且机器操作的也不错。汪总本人是个实干家，他喜欢简单实在的人，因此对我印象不错。我听后特别感谢汪总，像我这样一个外来的人，本来就是挤占了水磨石厂的出国指标，这次本厂的人都有不少被裁回去的，像我这样的人被裁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汪总还是顶着压力把我留下了，因此我暗下决心好好工作，绝不辜负汪总的信任。
后来记得有一次，我们宿舍储存洗澡水的大水罐里的加热棒坏了，汪总让我跟他一起去巴格达购买新的点加热棒，让我当翻译。汪总自己开着项目上的黑色尼桑皮卡，他是到了伊拉克才学会的开车，我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我一边看路边的风景，一边看着汪总驾驶，心理越来越佩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