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在雨夜里缝补光。
不是那种耀眼的、可以照见整条大街的光，而是一粒一粒，像碎米般细小的萤火，从旧衣角、从抽屉底、从书页与书页的缝隙里抖落出来。
它们太轻了，轻到连叹息都托不住，轻到一出口就散成灰。
可我还是俯身去捡——那是我与许多人相遇后，唯一剩下的凭证。
母亲曾说，人一生能流的泪、能喝的茶、能说的“再见”，都有额度。
像灶膛里的柴火，一根一根数着烧，火舌舔着锅底，水咕嘟咕嘟响，响完了，茶就凉。
那时的我盘腿坐在她身旁，把额头抵在她膝盖上，闻她围裙里淡淡的油烟味。
我以为额度是别人给的，只要我乖一点、聪明一点、笑得甜一点，就能多讨两根柴。
后来才明白，额度是上天早写好的，连撒娇都改不了。
我第一次看见额度的形状，是在十八岁的月台上。
火车鸣笛像一把钝刀，把空气锯得七零八落。
他站在车厢连接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衣，背后印着我用圆珠笔写的“勿忘我”——写得太用力，笔迹凹进去，像三道不肯愈合的疤。
我喊他名字，他回头，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
火车动了，我跟着跑，风把眼泪吹成盐粒。
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颗痣，烙在天边。
那一刻，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聚，用完了。
再后来，额度像雪片一样飞来，落在睫毛上，冰凉，却不融化。
大学时，宿舍熄灯后，我们四个女孩挤在一张下铺，用一盏充电台灯照着，分吃一碗泡面。
热气糊满玻璃窗，窗外是北方十二月的大雪。
我们说“以后要一起开书店、一起结婚、一起当干妈”，说得那么真，仿佛只要把话说够数，就能抵掉散场的结局。
可毕业那天，我们拖着箱子在操场告别，谁也不敢回头。
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像四条不肯合拢的线，一松手就各自漂走。
工作了，额度变成了办公桌上的日历。
我学会在会议间隙偷偷写明信片，写给母亲、写给旧友、写给那个月台上消失的人。
邮票一张张少下去，邮戳的日期却越来越密。
有一天，快递小哥送来一个纸箱，里面是母亲腌的咸菜和一封折成小船的信。
信纸薄得透光，她说：“柴火快烧完了，茶也快凉了，你别赶，慢慢喝。”
我蹲在楼道里，把咸菜罐子抱在怀里，哭得像偷了东西的贼。
原来散，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日子的另一种口音。
它把“来日方长”翻译成“就此别过”，把“永远”翻译成“保重”。
它甚至不给你翻译的余地，就像母亲额前新添的白发，就像镜子里自己悄然浮现的细纹，就像深夜刷朋友圈时，刷到旧友抱着新生儿的照片，而你连点赞的勇气都没有。
可我还是在雨夜里缝补光。
用一根极细的针，穿一根极韧的线，把每一次相遇的碎屑缝进布里。
那布是旧的，洗得发软，像婴儿贴身的肚兜。
我缝得极慢，一针下去，是外婆临终前塞给我的桂花糖；再一针，是大学室友寄来的干花书签；又一针，是月台上他回头时，眼里没来得及落下的泪。
缝着缝着，布渐渐有了温度，像一盏小小的灯笼，风一吹，就晃，却怎么也不灭。
我把它挂在窗前。
雨停后，月亮出来，光从布的经纬里漏出去，落在地板上，像一条银色的河。
我坐在河边，脱鞋，把脚伸进去。
河水不冰，反而暖，像有人隔着岁月，轻轻握了一下我的脚踝。
那一刻，我终于懂了：
聚的定额，不是限制，而是让我们学会在有限里珍藏无限；散的期程，不是惩罚，而是让每一次告别都提前备好答案。
我们无法索求，也无法延期，但我们可以把所有被时间撕碎的部分，重新缝成一盏灯。
灯不照远方，只照脚下，照我们一步一步，从聚走向散，再从散走向新的聚。
而缝灯的人，不必是强者，不必是智者，她只需是一个愿意在雨夜里，为自己也为他者，留下一点亮的女人。
你看，窗外的雨又下了。
我捻亮针，穿上线，开始缝下一粒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