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7年暑假，克莱蒙特家的双胞胎兄妹，米歇尔和西蒙娜，从大学回到了家。
他们读的都是文学。米歇尔喜欢兰波，西蒙娜喜欢杜拉斯。他们带着一箱书和一脑袋“乱七八糟”的想法，踏进了那扇他们熟悉又陌生的门。
父亲让·克莱蒙特在一家保险公司做职员，每天穿着笔挺的西装，挤半个小时地铁去上班。母亲伊莲娜在市政府做文员，每天处理无数份表格，回家还要做饭、洗衣、管孩子。他们是那种“沉默的大多数”——不激进、不贫穷、也不富裕，每月工资刚好够花，最大的愿望是孩子们“有出息”。
晚饭时，伊莲娜端上炖牛肉，让打开电视。新闻里在播戴高乐总统的讲话，没有人认真听。
“米歇尔，”伊莲娜先开了口，“你下学期就大三了，有没有认识什么合适的女孩？”
米歇尔埋头吃饭，没吭声。
“西蒙娜，你呢？你表姐去年就订婚了。”让补充道。
西蒙娜把一块土豆戳来戳去，也不说话。
“你们倒是说话啊！”伊莲娜放下叉子，“你们天天听那些吵死人的音乐——那个叫什么？约翰尼·哈里戴？还有那个……鲍勃·迪伦？我们邻居都投诉了，说你们半夜还放！”
“那是诗歌，不是音乐。”米歇尔低声说。
“什么？”
“鲍勃·迪伦是诗人。兰波也是诗人。我们是学文学的——”
“学文学就天天写诗？上次我在你抽屉里翻到的那些，什么‘在铁桥的阴影下，欲望像煤气灯一样闪烁’……写这些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让的声音沉了下来，那种“父亲”的声音。
西蒙娜放下叉子，盯着桌布上的花纹，不说话。
“还有你们那个打扮，”伊莲娜又来了，“头发那么长，也不剪，见了人也不打招呼。上次你姨父来，你们就躲在房间里，出来也不叫人。以后工作了怎么办？面试的时候也不说话？”
“我们不是不说话，”西蒙娜终于开口了，“我们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米歇尔接过话，“他们问我们‘学什么’，我们说‘文学’，他们就说‘那以后当老师呗’。我们说‘不想当老师’，他们就说‘那能干什么’……然后就不说话了。”
“那是因为你们不切实际！”让拍了一下桌子，“学文学出来不当老师能干什么？写诗能养活自己吗？你看看你们成绩——上学期米歇尔有两门课刚及格，西蒙娜，你那个外国文学史——”
“我们不想讨论这个。”西蒙娜站起来，端起盘子。
“坐下！还没吃完！”
“我吃完了。”她走进厨房，把盘子扔进水槽，然后进了卧室，关上门。
米歇尔也站起来，端着盘子跟过去。
“你们——”
“爸，妈，”米歇尔在门口停了一下，“谢谢你们做的饭。很好吃。但我也不吃了。”
门关上了。
让和伊莲娜对视一眼。
“你看看，”伊莲娜低声说，“都是你惯的。”
“我惯的？你买的那些书——”
他们继续吵着。卧室里，米歇尔和西蒙娜并排坐在床上，听着隔壁的声音，一言不发。
西蒙娜开始掉眼泪。米歇尔把收音机打开，调到一个音乐台，声音开得很大，大到盖过了父母的争吵，也盖过了他自己的叹息。
二
回到大学后，日子照旧。听课的时候在课本上画小人，下课了就去买一瓶可乐。但是，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一天晚上，米歇尔和西蒙娜在一间咖啡馆里，等其他几个学生——等人凑齐了，好“聊一聊”。
“你来了。”说话的是菲利普，哲学系的，戴着厚眼镜，书包里永远塞着几本翻烂了的书。“我们在说……很多事。”
米歇尔坐下来。西蒙娜也在。还有另外三四个人，都是文学系和哲学系的。
“你们觉得，”开口的是安娜，一个短头发的女孩，她总是穿裤装，从不穿裙子，“国家可以承担学生接受教育所需的费用吗？”
“什么意思？”有人问。
“就是……如果我们不用靠父母的钱，不用看他们脸色，我们是不是就能自由地学自己想学的、说想说的？”
“那不可能，”米歇尔说，“政府才不会出这个钱。”
“为什么不可能？国家有那么多钱造武器、建高速公路……为什么不能用来资助学生？”
“因为学生没有话语权。”菲利普推了推眼镜，“我们交税吗？不交。我们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所以政府不在乎我们。”
“那我们就该一直被父母骂‘没出息’？一直被老师说‘成绩不好’？”另一个男孩说。
“我们不是要钱，”西蒙娜突然开口了，声音不大，“我们要的是……不被当成小孩。不被当成‘以后才能做决定的人’。我们现在的想法，现在的感受，就不重要吗？”
“还有，”安娜接着说，“为什么男人就是裤子，女人就是裙子？我穿裤子，他们就问我‘你是不是同性恋’。我就算是同性恋，又怎么了？”
“为什么老师连我们穿拖鞋进教室都要管？”另一个人接话，“拖鞋怎么了？舒服啊。不会闷得脚上都是汗。他们就是看不惯……我们不按他们的规矩来。”
“为什么……”
“等等，”菲利普打断了他们，“你们说的这些，我的老师早就跟我聊过了。”
所有人都看着他。
“哪个老师？”
“阿尔都塞。路易·阿尔都塞。你们知道吗？高等师范学院很有名的那位。”菲利普从书包里掏出一本翻得卷边的书，“他跟我们说，‘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就是用来‘质询’我们的。它把我们变成‘好学生’、‘好儿子’、‘好女儿’、‘好公民’。你以为你在自由地选择穿什么、读什么、爱谁，其实你是在被一套看不见的规则推着走。”
“那怎么办？”米歇尔问。
“首先要意识到这些规则的存在。然后……”菲利普停顿了一下，“然后，拒绝被它‘质询’。也就是说，当它叫你‘好学生’时，你说‘我不是’。当它叫你‘好儿子’时，你说‘我不做’。”
“就这么简单？”
“不简单。因为拒绝的代价，可能是孤独，可能是被骂‘疯子’，可能是找不到工作。”
又是一阵沉默。
“我不怕。”安娜说。
“我也不怕。”西蒙娜说。
米歇尔看着妹妹。他发现她的眼睛里有光，一种很久没见过的光。
“那我们来写点什么吧，”米歇尔说，“把我们想说的，都写下来。贴在墙上。让别人也看到。”
那天晚上，他们在一张角落里的桌子上，写下了第一批传单。字迹潦草，语句有时不通顺，但每一个字都是他们真实想说的。
“禁止被禁止。”
“我越恋爱，我就越反抗；我越反抗，我就越恋爱。”
“做一个现实主义者，请求不可能之事。”
“不要改变雇主，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
“写诗给所有人。”
菲利普把他老师的名字也写了上去。有人觉得不妥。他说：“怕什么？他肯定会愿意签的。”
三
1968年5月3日。
让和伊莲娜·克莱蒙特像往常一样下班，走出地铁站，准备回家。
“让！伊莲娜！”
是邻居勒克莱尔先生，他在邮局工作，平时不太说话，但今天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出事了！出事了！你们快去看看吧！就在你们孩子那个学校门口！”
“怎么了？他们怎么了？”伊莲娜的心猛地一沉。
“不是……不是他们怎么了……是他们在……哎呀，你们去看看吧！”
让和伊莲娜跟着人群，往索邦大学的方向跑去。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些是学生，有些和他们一样是下班赶来的父母。
他们穿过圣米歇尔大道，转进一条小巷。当他们走出来，看到大学广场时，两个人都愣住了。
广场上挤满了人。到处都是标语、横幅、传单，像春天的野花一样疯长。
墙上写着：
“委员会万岁！”
“十年来，说话就是犯罪。”
“我们拒绝一个用无聊和恐惧麻痹我们的社会。”
“把想象力还给我们。”
在人群中，让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影。那是一个穿着裙子的……男孩？他再定睛一看——是米歇尔。他的儿子，穿着一条暗红色的裙子，头发披散着，手里举着一面红旗。
而在另一边，他看到了西蒙娜。他的女儿，剃了短发，穿着一件工装外套，像矿工一样，脸上还涂了一道黑色的痕迹。她正和旁边的人一起喊口号。
“啊？”伊莲娜抓住让的胳膊，“那是……那是我们的孩子吗？”
让没说话。他的眼睛还在搜寻。他看到了更多——
有人举着毛主席画像，有人举着切·格瓦拉的头像，有人举着苏联国旗。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不认识——正在广场中央拥抱，然后亲吻。旁边的人纷纷鼓掌。
还有人举着标语：“做爱，不要作战。”
这时，一个头发全白、戴着厚眼镜的老人，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他走得很慢，但很坚定。有人喊：“萨特来了！”学生们围过去，有人拍他的肩膀，有人在他耳边说话。他点点头，继续走。
“那是……那个哲学家？”伊莲娜认出来了，“我在报纸上见过。他……他也在这儿？”
让没回答。他看着儿子穿着裙子，女儿扮成矿工，看着那些标语和画像，看着那些拥抱和亲吻，看着那些老师——不仅仅是萨特，还有他认识的、不认识的——走在学生中间。
他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啊？啊？他们怎么……他们怎么这样？他们……他们怎么敢？”
但还有另一句话，很轻，很轻，轻到他自己几乎没听见：“他们……他们怎么想这么多？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跟我们说？”
四
接下来的几天，事情越闹越大。
工厂罢工了。雷诺、雪铁龙、标致——一个接一个。然后是邮局、地铁、航空公司。整个法国，几乎瘫痪了。
让和伊莲娜所在的单位也停工了。工会通知他们去参加集会。
“我们也去？”伊莲娜问。
“去吧。”让说。
他们走到街上，发现已经有很多人了。学生、工人、职员、教师……各行各业的人，汇成一条巨大的河流，往巴士底广场的方向流去。
让和伊莲娜挤在人群里，有些茫然。突然，他们听到前面有人在喊：“让！伊莲娜！”
是米歇尔。他还是穿着前几天的那条裙子，但这次，他戴了一顶安全帽。他身边是西蒙娜，还是那身矿工打扮，但手里多了一面法国国旗——上面写着“要自由，不要压抑”。
“你们来了！”米歇尔笑了，露出好久没见过的、孩子般的笑容。
“我们……我们听工会的。”让说，声音有点不自然。
“没关系，来了就好。”
他们继续往前走。突然，前面出现了警察——一排排的防暴警察，盾牌、警棍、催泪瓦斯，全副武装。
人群停下来。有人喊：“谈判！谈判！”也有人喊：“不退！不退！”
让下意识地把伊莲娜拉到自己身后。他看向米歇尔，发现儿子正回头看他。两个人的目光，在嘈杂的人群中对上了。
“爸，”米歇尔说，“你在害怕吗？”
“我……”
“我也害怕。”米歇尔说，“但比起身体上受伤……我更害怕的是……一辈子不敢穿我想穿的衣服，不敢说我爱谁，不敢说我想说的话。”
让愣住了。
伊莲娜从让身后探出头，看着西蒙娜。
“你呢？”她问，“你害怕吗？”
“怕，”西蒙娜说，“但更怕的是……你们一直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沉默。只有人群的喧嚣和远处警笛的呜咽。
然后，让伸出手，握住了米歇尔的手。伊莲娜也伸出手，握住了西蒙娜的手。
四个人，站在人群里，面对面。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让说，声音有点发抖。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伊莲娜也说，眼泪开始往下掉。
米歇尔点头。西蒙娜也点头。
然后，他们哭了。四个人，在1968年5月巴黎的街头，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在标语和传单的海洋里，哭了。
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愤怒。
是因为，终于，第一次，他们看见了彼此。
五
那年夏天之后，很多事变了，很多事没变。
政府改了学制，涨了工资。但工厂还在，老板还在，加班还在。
学生们回了家，有的继续读书，有的退了学，有的去了国外。
米歇尔没有穿裙子回家。但他开始把头发扎成马尾。脖子上戴着项链。让看了，皱皱眉，但没说什么。
西蒙娜没有和任何人结婚。她和安娜在一起了，她们的手上，各有一枚用铁环弯成的戒指。
有一天，让和米歇尔坐在阳台上，喝啤酒。
“爸，”米歇尔说，“你还记得那天吗？在街上，警察来了那次。”
“记得。”
“你当时……真的不害怕吗？”
让沉默了一会儿。
“怕。我怕你被警察打，怕你被抓，怕你……怕你一直那么痛苦。”
米歇尔没说话。
“我不懂你们那些……什么‘想象力’、‘爱’、‘禁止被禁止’，”让继续说，“我还是不懂。我只知道，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你妈也一样。我们这一辈子，就是这样的。”
他喝了一口啤酒。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这样不对，如果你们想换一种活法……那就去吧。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别忘了回来吃饭。”
米歇尔笑了。他很久没这样笑了。
他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对正在切菜的伊莲娜说：“妈，今晚我来洗碗吧。”
“不用不用，你去看书——”
“我想洗。”
伊莲娜愣了一下。然后她笑了，把围裙解下来，递给米歇尔。
“好。那今晚你洗。”
她走出厨房，经过阳台时，看到让正在擦眼泪。
“你哭什么？”她问。
“没哭。啤酒进眼睛了。”
伊莲娜没拆穿他。她坐到让旁边，把头靠在他肩上。
远处，巴黎的屋顶在夕阳下闪着光。有些声音已经消失了，有些声音还在。墙上的标语被刷掉了，但那些字，已经写进了很多人的心里。
这对夫妇还是不懂什么“结构主义”或“存在主义”。但他们懂了一件事：他们的孩子，不是一个“应该成为什么”的符号。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自己想法和痛苦的人。
这就够了。至少，是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