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倒春寒，温度是一天比一天高，又到了换季的时节了。我哼着歌，给冬衣打包。
先生看着我笑：“啥时候有了这么大的干劲呀！”
“怎么，第一次看见我干活吧？反正都是我的活，不开心也是要做，干嘛不开开心心地去做呢！”我回应先生道。
“没想到觉悟还很高呢！”先生像是在表扬又像是在讽刺我。
“这不叫觉悟，叫生活态度！”我一本正经地纠正他。“人生的苦和乐，其实就在一念之间。苦也一生，乐也一世，何不取其乐而为之？”我看着先生说。
“你真逗！什么话到了你嘴里都能上升到人生的高度。”先生撇撇嘴。他和女儿一样，已经不屑听我的人生论调了。
我笑着又哼起了歌，待到我做的事情告一段落，先生卖力地从储藏室搬出了两箱我的鞋子。
“该做个了断了！”他看着我说。
“你看看我和女儿的鞋，就鞋柜里每人几双，清清爽爽多好！再看看你这些，比我们俩加起来还要多很多。再说，这些高跟鞋你根本不穿，扔了吧！”
先生原本就是个极简主义者，最近又是极简主义在盛行，他就更坐不住了。
他整天在家中转悠，像一只饿狼在寻找着猎物。我稍不留神，东西就不见了。美其名曰：“不让多余的东西跟人抢空间抢地盘。”
来过我们家的人都会夸我们家房子大，他们也许不会相信，其实我们家只有九十几个平方，只是放的东西少而显得大罢了。
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厅里的一面电视墙，电视墙的对面是一字的黑色皮沙发。小圆茶几放在沙发的尽头，小茶几旁边放了一张舒适的躸椅。躺椅的右手边连着一桌一椅一电脑加一打印机的小书房。书房的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一只地球仪。墙上挂着两幅地图，一幅中国地图和一幅世界地图。
女儿的小房间就更简单了，窗朝东，一桌一椅一木床，外加一盆绿萝。原来的书橱和衣橱加床一套八千多元买的，全被先生送掉了。
先生说是要培养女儿极简的生活态度，但却愿意为女儿买高配置的苹果手提电脑和手机。女儿当然也乐意听他的。
大房间窗朝南，一橱一床，外加两个床头柜，其中先生那边的床头柜靠窗，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一本世界简史和一副老花镜。对面靠墙放一躺椅，冬天的阳光会直接照到床上，照到躺椅上。
厨房的冰箱也是空空如也的，先生说吃什么买什么，吃新鲜的东西才健康，家里从不留隔夜菜。
长时间不用的东西，哪怕是新的，先生也会拿去扔掉。有时被我看见抢下来，他就会扔下一句话：“你怎么越来越像我老爸了！”
真拿他没办法，不过我也因此少做了不少家务。想来，我应该支持他，因为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先生每年都会把我的鞋箱搬出来一回，让我扔掉些不穿的鞋子，特别指出该扔掉我长久不穿的高跟鞋。
他不知道，高跟鞋就像女人的梦啊！
哪个女人的鞋箱里不留存几双高跟鞋呢！
女人只要穿上高跟鞋，立马精神抖擞，有种特别的气质。走起路来发出“哆、哆、哆”的声音，仿佛是一双纤细的手敲击在琴键上那样悦耳。
踩着高跟鞋的女人身姿婀娜，再配上旗袍，显得特别优雅，在旧上海不是万种风情也是风情万种呢！不知有多少男人竟折腰！
看！那双黑色鱼嘴高跟鞋，是经典款，还是女儿上幼儿园大班时在香港买的，没穿过几次；那双细跟白色高跟鞋，是配白色长裙穿的，也有几年没穿了；那双黑色带金属细穗的细跟高跟鞋，还是参加好朋友婚礼时先生特地为我买的。
尖头细跟的是参加朋友生日聚会穿的，圆头粗跟的是参加同事婚礼穿的；那双粉红色的高跟鞋，还是前年与先生出去旅游时，我试了又试，在镜子前照了又照，先生看我实在喜欢，买下的。
最喜欢那双相貌平平，带前搭配的黑色半高跟鞋。那是母亲买给我的，怕我常穿高跟鞋脚疼，没想到正好配了我不常穿的旗袍。
去年，我就穿了母亲送的这双半高跟鞋和旗袍去送女儿中考。美其名曰：“旗开得胜！”
那一双双高跟鞋，我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出关于它们的一切，它们承载着我的快乐和青春的岁月。
现在穿得最多的是平底鞋和运动鞋，可高跟鞋对我来说还是那么诱人，那么美丽。我摸摸这双，又擦擦那双，一双也舍不得丢弃。
我磨蹭了半天，装模作样地扔掉了两双许久不穿的运动鞋，重新把高跟鞋放好。
不是为了哪一天心血来潮时再穿它们，而是为了那份美好的记忆。
我不用先生动手，自己用力地把二箱鞋搬回储藏室放好。先生，这个极简主义者只好对着我苦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