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诗人陈傻子（陈锡民）前辈处得知，宋庚一老师被学校开除后，已于近日就业，获聘于一家外资企业，从事代理工作，为证实消息是否准确，我上网用百度进行了检索。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舆论自由，这与爱国精神没有冲突，爱国基础是爱人（我在积木随笔《爱国爱家与爱人》中已经深刻详实阐述与辩证过）国家是由人民构成，权力是由人民赋予，一个文明国家文明社会体现在法律框架内容错的可能性，宋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失业，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背负着强烈的舆论指责，我很担心她的就业是非常困难的，面对网络上一面倒的批评，谩骂与指责声，我想对所有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的青年网民说一点并不统一的观点，如果宋老师是您需要养家糊口的亲戚，您的母亲，您仍会如此刻薄与尖锐吗？我们是该尊重历史，也应该铭记历史，但铭记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是不希望重蹈覆辙，也需要给活着的人尊严与宽恕，善待自己的同胞。一个不能善待活人的社会，一个中国人都不爱中国人的社会，又有什么脸面去缅怀逝去的同胞与先烈？舆论的存在应是信息化时代使社会趋向于文明与多元，而不是更加尖锐与野蛮，单边与狭隘。如此狂暴又与当年魔怔的日本国民区别在哪里？
阅读这些留言，我感到非常恐怖，震旦学院已经对宋老师的事情做出了处理，而一种逾越于法律之上的不法，甚至暴力仍然在持续着，也应该是舆论的导向或者价值？这里应该提及一段历史。
1931年9月29日，蒋介石接见自上海前来请愿的学生五千余人。蒋发言长达1小时有余，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诸位忍饿耐寒，吹风淋雨，以爱国血诚，来此请愿，足见人心不死，前途实有绝大希望，并使本席增加十二分勇气与力量。殊足欣慰。……政府同人正日夕积极工作对外之一切准备，决不放弃责任，为将来国家之罪人。本席亦抱定与国民共同生死之决心，以不负人民之信托。至诸位青年，在此时期，正宜刻励沉着，锻炼修养。多虚耗一分光阴，即损失一分学业，国家即减少一分力量。政府同人，为诸位不断的请愿，不无分去若干时间与精神，以致影响于一切政治与外交之筹划。而敌人反得有扰我之余地。且恐转贻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机会。今日到京同志，如愿从军效国，即可编入义勇军，受军事训练。现已在孝陵卫筹备可容五千人之营房。如愿回校求学，即于今晚离京，仍有原车运送。”
遗憾的是，学生们对加入“学生义勇军”虽有热情，却很难维持——如复旦大学高峰时有学生义勇军930人，青年义勇军180人，女子学生军66人，女子救护队36人；但到1932年初，则多已星散。相比去参加军训默默流汗，学生们显然更愿意前往国民政府门前大声疾呼。1931年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授部主任王伯龄，出任上海学生义勇军训练处主任。但王氏到上海后，并不足以挽救“学生义勇军”的暴盛暴衰。
我个人觉得以这段历史作比较当下的网络愤青，虽有相似之处，尚有不妥帖之疑，首先1931年的爱国青年们面对的是真正正在崛起的日本军国主义，是准备进犯中国的侵略者（已发生918侵略事实），是真实存在的敌人，而我们当下的网络愤青们是进行一种预设，一种以爱国激愤而进行假想敌状态，在他们的预设中，又何止于日本，乃至韩国，英国，法国，越南，印度，以色列……至世界范围内一切与中美关系中有分歧的国家，都可以以军事预设的方式，进行预设断定。那么在这种预设或者假想断定中，以及在这种模式推动中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舆论，所谓精日，精美，精韩……是否在将我们的国家趋向于更加文明或者富强，人民安居或者乐业？还是更加狭隘与野蛮？可以确定的是，这并不是民间语境，也不是人民所迫切的生活需要。
退一万步说，就算网络愤青们真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那也不是靠你的一个键盘，一段脏话，一种泄愤，一种暴力！更不是无休无止以拳脚或者唇舌伤害自己的同胞。
中国人有句古谚，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愤青的意识形态不但矫枉过正，无视事实，无视先烈，破坏着来之不易的中国现代化文明进程，也否定了中国人优良的传统部分。执笔于此，愿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公义公理，自在不发声就能洞见的人心。
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国人都以缓慢曲折的发展以保全自己的文化与文明，这种精神是高贵的，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与可贵的一面。翻看中国历史，尤其近代史，中国人最大的敌意，每每来自于自私自利的阶层对峙与狭隘的人民内部矛盾。
李田田老师回家后，尽管很多媒体人还在持续发声，我却第一时间在朋友圈与微博写了段话，大意是应该让李老师回归安静的生活，而在她出事的时候，我仍对中国法律抱有一点期望，她一定需要一段时间去平复与平静，面对这个她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这个没有诗与远方只有沧海桑田的人间，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甚至因为面对而遭受孤立与不理解，李田田老师毕竟还很年轻，同样作为诗人，我非常理解她的遭遇，心情与想法，诗人都有那份偏执与骨子里的高贵，敏感或者倔强。
看到她的朋友圈发言后，却又让人担心，仍然需要得到持续的关注与舆论的保护，我记得李老师出事时，民间诗人官党生曾写过几篇看法不同的时评文，虽然语言粗鄙刻薄，遭到过一些批评，但他说的有一条非常好，思维是前瞻性的，大意是李田田老师可以像他们一样远离体制工作生活，做一个自由媒体写作者，确实，以李老师如今的人气与知名度，做一位公共知识份子与媒体写作工作者，既可以参与这个时代与之对话，也能够养活自己，同时不至于耽误自己热爱的诗文（真正的大诗人是要与时代发生对话的，必须先于别人看到那条别人看不到却存在的河流）我身边的公知与时评人基本也都是诗人，有社会责任感的写实主义诗人，在信息时代靠媒体写作就可以养活自己，这是这个时代进步的一面，留在体制内毕竟代表某一阶层，发言不能脱离阶层语境，处处需要维护所属阶层的集体利益，中国人想说说话并不容易，工作，家庭，朋友与亲戚，社会舆论，尤其在农村里更是如此。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卢梭对其所处社会时代人的生存状况作出的概括性论断。他一方面原则上肯定了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禀赋和权利，是人的本性；另一方面又指出现实中的人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之中，饱受种种奴役。人处在原则与事实的矛盾之中，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不能主宰自己。要获得自由，人必须与套在人身上的种种枷锁、不平等相区分、做斗争。简言之，人在社会生活中服从经自己同意的法律，道德生活中听从良心的呼唤，卢梭称这样的人为公民，他认为只有公民才配享有自由。也只有公民才能推动一个社会趋向更加文明与进步。
我们的社会有人民，居民，市民，农民这些概念，却很少提及法律层面的公民意识。诗人陈傻子说，没有公民意识的诗人都不是现代诗人，李田田老师的事，与其说是言论不妥，不如说触发了公民意识形态与权力意识形态的一次曲折与不和，所以她得到了大部分进步人士与知识份子的支持或者理解。
加缪也曾说过，历史是有自我修复功能的，马克思则直接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说有人连马克思的思想都要否认，那么我倒想反过来问问，这是不是要背离现代社会主义文明观？
言之凿凿，又何必继续写下去？之前李田田老师在公号发文报平安，文章有上百万人阅读有数十万人打赏，人们关注李田田，并愿意为她发声呐喊。这种现象级的数据，这些心甘情愿掏出来的真金白银，说明了什么？
鲁迅先生说，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鲁迅先生也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真正的爱国者，都是深刻的批评者。
最后，我又想起了南开大学教授熊培云先生那句著名的话，这个时代需要温和而坚定，悲悯而宽恕的力量。
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