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许多村庄的名字都带有一个“墩”字。这个“墩”，那个“墩”的，如我出生的那个村庄就叫“程家墩”。

每个村庄样子都差不多，浓密的树将一栋一栋的房子紧紧包裹着，像裹在母亲温柔的怀抱里。一撮一撮，一丛一丛如大海中的一个个小岛。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喜欢将车停在红旗闸拐弯的江堤边，呼吸着含有乡土气息的空气，顶着瓦蓝瓦蓝的天空向西远眺，远眺我的村庄，像远眺久未相见的情人，心里有种“呯呯”跳的感觉。说是远眺其实也不算远，就三百来米的距离，喉咙如果好点，声音滑过白杨的枝隙，村里人也许会听到。

看的次数多了便有种感觉，村庄密密匝匝树木的轮廓就像是一个大鸟巢，随意地搭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从远处看村庄似乎几十年仍旧是那个样子，没有一点变化，哪家多砍一棵树哪家少砍一棵树都差不多，都不影响到这个“墩”字的瘦胖。

程家墩是这样，别的“墩”也是这样。

我们都是鸟巢中的鸟儿。飞进飞出，单飞双飞的，或远或近，只是儿时外面像一幅冻住的画，虽然美丽但鸟儿们不敢远飞，都在被割成一块块明显或不明显但都认可的土地里，怕双翅被冻结，双腿被缚。想想看五百多男女老少聚集在一个大“鸟巢”里，是个什么样子的场景？

程家墩是个不小的村庄。起先只有靠北边的一个小墩子，程姓居多便自然而然的名曰“程家墩”了，一条近二百多米长的“大河”躺在村庄的前面，两岸稀疏的生长着一些柳树，水桦，梓树，盛夏的时候，树上蝉特多，“知吖知吖”的鸣叫，听得水中的参子（白鲦鱼）摇头摆尾，树萌下的鸭子将头斜插在翅膀里打嗑睡。后来，河对岸的东边有了“吴家墩”，西边又有了“高头墩”，三个小墩围着村中的那条大河，三个用青石条横搁的小桥将三个小墩子连在一起，便连成了一个大墩子了，对外还是叫程家墩。

我家五口人只有我和弟弟出生在程家墩。父亲年轻时我家还在江边那个叫“沙包”的大村子里，五四年长江破大圩的时候洪水冲陷了“沙包”，冲走了房屋、猪圈、辛劳累积的一点“家产”，“鸟巢”里的人也被冲得四分五裂。我家那时起就搬到程家墩了，还有周姓的来自后山的周谭，至于吴姓从哪里搬过来的，我不知道，吴姓的孩子们也不知道。从一个熟悉的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像鸟儿一样，辛辛苦苦搭个小窝，搭个落脚的地方，这个过程是怎样的艰辛而漫长？应该和鸟儿搭巢差不多吧！我长大后听大人们说这些的时候看到的是摇头，无奈，有些委屈，甚至还有辛酸的泪水。现在我还知道，程家墩，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墩”子上的祖先都是从外地千辛万苦，陆陆续续搬来的，挑着稻箩，牵着跚跚而步的孩子，走一程，看一看，风雨兼程，来到了这里就再无路可走了，前面的大江挡住了去路，便在这里扎下了根。再往上几百年前，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东海之滨，江滩，於泥，芦苇，荒草……连着滔滔江水。没有人，只有鸟儿，野兔，蟒蛇，还有旷野上随意打滚，扑腾的风，和蓝幽幽的月色。

在我有记忆的头几年里，我只知道一个叫“小太太”的，自己的“奶奶”，家里人，还有的也就是几个小脚老人了。那是因为不敢到远处玩，像个翅膀还没有长羽毛的幼鸟，只在高头墩的附近乱转，稍微离开了奶奶的视线，不一会就会听见她扯着喉咙叫我，我要是不及时回去，她就会举着条把枝条吓我，说下次再乱跑就要给我吃“黄鳝煨绿豆（打人的意思）”我就乖乖地找个小竹椅坐在她身边，极不情愿地听她和“小太太”聊那些我听不懂也不感兴趣的陈年往事，听得我眼睛都想打架。有次，奶奶回去拿什么东西再回来时，我乘她没注意挪开了小椅子，奶奶没当心，她也没想到自己的孙子会“害”她，看也没看就坐下去，结果是屁股落空坐到了地上，两只小脚在空中乱蹬，我被我的恶作剧引得大笑，不过差点吃了“小太太”的拐杖。这些为难我的日子到我上学时才结束，管我的人已见不到了，“小太太”，“奶奶”先后都去了村东边的坟莹里了。清明，冬至，我们会跟在父亲后面，拎着装有饭菜的竹篮子去跪拜她们，看到那里一座座像火粪堆似的土坟我便胆怯，这是每个人的归巢吗？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回去的时候，从活着的亲人屋里出来，再去看逝去的亲人，这个想法一直游走于心里。

我的脚印逐渐大了的时候，便印满了吴家墩，程家墩的角角落落。也逐渐从北埂之渠的小沟小杈里踏进了村中那条大河里，呛过几次水后，我成了水里的泥鳅，水面的鲢鱼。在水里的时候我是干净的，上了岸却要将干净的躯体抹上泥，为的是在父母面前掩饰我的顽皮。我不知道村里的人有没有掩饰自己的内心，脸上的笑是不是心里想笑的，但我知道了村里人的艰辛。我十多岁的时候，村庄还是一个叫生产队的地方，有中国最底层的官：队长，会计，保管，大的生产队还有队委。大人们干活是被队长分配着的。靠天吃饭的村庄，有限的土地，年复一年清苦的生活，木门，门窗，泥墙，歪歪斜斜的青瓦以及带有草木味的炊烟。这是我对村庄的印象，到我成家时，初为人父时这种变化依旧不曾改变。生活在这里的人似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即使有点也是抱怨老天，抱怨自己的命。于是渐渐的有人选择了远方，选择了“逃离”。

当我们都成了候鸟的时候，村庄便成了空巢。但每次回去我依然感觉：无论候鸟们身上怎么鲜艳，怎么风光都有褪色的那一天，惟有这些村庄，唯有那片承载着鸟巢的土地无论变与不变却是永恒。

在我的腰渐渐弯下去的时候，这种感觉犹为强烈。

冬天的田野

'像是约见一个久未谋面的老友，抑或是一种习惯，每次回家总要走过村后的那座小桥，去那熟悉又陌生的田野看看，眼下已是冬天这习惯依然没有改变。这里有属于我的一方土地：在家里的那本红色的土地证上，在程家墩村庄后面，在这冬天的苍穹下。

没有了春的生机，夏的蓬勃，秋的成熟，冬天的田野显得空旷，萧条。冰冷的风毫无阻拦的在空中、在大地上、在村庄里肆虐。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哀嚎，枯萎的野草在风中无奈地摇晃着头。

许多和我一样舍弃了自己的村庄，舍弃了自己的土地的人和我的心情都差不多。只要回家总要来这从小就印满足迹的田野来转转看看，拍一片金黄的菜花，一棵吐穗的玉米，一波翻滚的稻海。把对家乡的思念收藏在手机里，揣在怀里，记在心里。在他乡无眠的夜里拿出揣摩着，品味，回忆。

这些年更多行走的是在他乡的田野。大都市的疯狂扩张吞噬了大片的乡下土地，厂房和绿化把种庄稼的人赶进了水泥混凝土的森林。留下不多的田野仿佛种的不是农作物，而是供人欣赏的农耕标本，机耕道也铺上了宽宽的水泥路面，两边都栽了叶如蒲扇的美人樵，形如宝塔的珍叶松，排水沟也都铺上了水泥板。弯弯的河边或石坡或木桩上面也弄得像公园似的，有栏杆，有草坪。看看家乡的田野还是那么原始，质朴，几十年如眼前依旧是麦子，油菜，蚕豆没有什么变化，好像这土地就不再适合其他的经济作物？想想总让人感慨。

此刻我行走在家乡田野的小路上，尽管天气阴沉，风吹乱着我的头发，却吹不乱我的思绪。沿着北埂之渠向东举目四望除了或远或近的村庄，偶尔有几只麻雀从面前掠过，很难见到下地干活的人，庄稼像自生的一样。母亲昨天还埋怨我，不该不种庄稼，把地转给别人了。说现在的庄稼好种，撒点复合肥，撒上种籽，打上除草剂就好了，不要锄草，不要浇粪的。又说人怎么这么聪明？都种懒人庄稼了。父母都八十多了，和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在这里他们从青丝到白发，从健步如飞到步履蹒跚；在这里他们一茬茬的播种，一茬茬的等待，一茬茬的收获。尽管这片土地从来没有让他们富裕过，尽管有时候让他们空欢喜一场，尽管也让他们感到吃力悲伤。但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从来没有淡化过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甚至一生都不曾离开过这片土地。看到了村庄，看到了土地他们就感觉到心安，感觉到温暖，感觉到有盼头。母亲还说那些能干的女人们闲的时候都到附近的服装厂上班了，老家厂也多了起来，不用外出也能挣钱了，还能照顾到老小。

记得小时候锄完草的油菜，小麦苗都要施一次肥。母亲说，冬天了，人要过年了，庄稼也要过年了。浇粪施肥是件苦差事，都是父亲负责回去挑粪，两只大粪桶盛得满满的，为了怕溢出，上面就要撒点乱草，肩上的扁担“吱呀吱呀”直叫，父亲一只手扶着肩上的扁担，一只手在空中来回摆动。我和母亲在地里将一担粪兑上水加点碳氨变成三担，我端着粪瓢跟在母亲后面舀水，浇粪，来回奔跑，尽管也是北风呼啸，丝毫没感觉到寒冷。到我成家的时候，父母分给我一亩多地还几个地方。那年冬天，妻子要带吃奶的孩子。我一个人挑粪、兑水，施肥，手中握着的粪瓢不再是年少时挥得那么潇洒，变得沉重，周围冷嗖嗖的风也像无形的山从四面八方向我压来：一年辛苦劳作收获的作物还抵不上上交的农业税，水费，那种心情其实比吹了寒风还凉。尽管广播里整天在唱“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但是我看不到希望在哪里？后来我背上包裹外出打拼了，土地仍旧还给了父母，年前回来用自己辛苦打工挣来的钱补交给村里的各种税费。

其实农民的希望还是靠国家政策，现在农民种地不仅不交税费还有各种补贴，老人也能拿补助，生病也能像城里人一样能够报销。前一阵子从《枞阳二三事》上看到江北港二O一八开建启动计划不觉让人热血沸腾，处于原始状态的老家的田野也许等来了发展的机遇，蓝天白云下，一幅新的宏图也许正在铺画，在他乡看到的田园风光不久也就会在老家显现。

冬天的田野总是湿润的，麦苗尽管还很稀疏，油菜已经满地了，在寒风中互相拥挤，“沙沙”作响。田埂，地头，沟边，那青灰色的蚕豆苗让荒芜的地方充满了绿色的生命，它们在默默的汲取大地给予的养份，等待着新春的第一声春雷，第一场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