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格言出自《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为人要是不讲信用，那真不知道还算不算个人。
《论语·子路》又载：“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言必信，行必果，铿铿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这是孔子对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士”这一问题的回答：他认为士可以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工作者；也可以是“宗族称孝，乡党称弟”的乡间绅士；还可以是“言必信，行必果”，说一不二的读书人。
这都是儒家对“言而有信”和“言行一致”的推崇之语，也等于从反面告诫人们不要“言而无信”、“朝秦暮楚”、“朝令夕改”、“言行不一”……
同是儒学大家，有“亚圣”之称的孟子却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这似乎又是对孔夫子以上那番话的发挥和补充。
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对“小人”要以“言必信，行必果”来要求，而对“大人”则只求义而不苛责其言行呢？或者“说一不二”只是书呆子的标配？难道说“大人物”以道义为由，就可以不守信用吗？
成语有“兵不厌诈”，出自《韩非子·难一》：“战阵之间，不厌诈伪。”《三国演义》中说，当年诸葛亮曾坐在城头“焚香操琴”，玩所谓“空城计”，把狡猾的司马懿也给骗了；而历来舆论却不说诸葛亮狡诈，反称赞其足智多谋。有一句现代战争格言说：“对敌人诚实，就是对人民的背叛。”即是道义高于信用的明证。
倘使医生和病人家属串通起来，欺骗身患绝症的人说他的病情并无大碍，或者对老迈者隐瞒他年轻的子女过世的消息，恐怕也不会受到舆论和良心的谴责。所谓“善意的谎言”，还是不把它拆穿了更好？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记载了苏格拉底与尤苏戴莫斯有关欺骗、偷窃之类行为是不是非正义的对话：苏格拉底问道：“如果在作战期间欺骗敌人，怎么样呢？”“这却是正义的。”尤苏戴莫斯答。“如果他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他所做的不也是正义的吗？”“当然是。”
同时，既然“大人物”可以“言不必信”，自然也就“行不必果”；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也不失为一种人生的境界。
历史上有关淳于髡(kūn)“进献鸿鸟”的故事颇能给我们启迪：
淳于髡（约公元前386年～前310年），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齐威王时为政卿大夫，以博学多才、善于辩论著称，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长期活跃在齐国的政治和学术领域，上说下教，不治而议论，曾对齐国新兴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对齐国的振兴与强盛，对威、宣之际稷下之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跟强大的楚国搞好关系，淳于髡一次受齐王委派到楚国去进献鸿鸟，就是天鹅。淳于髡出了邑城的大门，走在半道上，不慎让天鹅飞走了。为了交差，淳于髡只得提着空笼子，假造了一篇说辞，去见楚王：
“齐王派我来进献鸿鸟，经过水上时，因不忍看着鸿鸟干渴，就放他出来饮水，没想到这宝货竟然飞走了。我自知不妥，便想到用刀刺腹或用绳索绞颈自杀；但是转念一想，这样岂不是陷两位君王于不仁，被人非议说君王为了鸟兽而使士人自杀吗？于是作罢。本来嘛，鸿鸟不过是禽类的一种，与其相似的禽类很多，我完全可以买一只相似的来代替；但是，想想也不行，这样做明明就是不诚实的欺骗嘛！我也曾想逃奔到其他的国家去；但是又怎么能忍心看到两国君主的使命因此而不能相通呢？所以，我思前想后，还是决定老老实实地前来磕头认罪，请大王治我的罪吧！”
听了这段说辞，楚王却说：“我不仅不怪你，还为齐国竟有你这样诚信的人而感动！”楚王于是重重地赏赐了他，据说，所赏的财物可能比真的献上了鸿鸟还要多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