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岁学会了骑自行车 ，自行车上海人称“脚踏车” 。
约60年前，叔叔在上海工作，我们已经被里弄里干部动员下乡到了农村。叔叔经常利用休息日，要到乡下来探望父母亲（即我的祖父母）。从上海到乡下来回70多公里路，乘车车费约要1元多，为了节省这1元多钱，叔叔必须每次骑“老坦克”自行车来看望父母亲。
有一次，叔叔早晨从上海到乡下时，天气晴郎，下午要回上海时，天气突变，下起了飘泼大雨，为了安全，叔叔把自行车放在了我家，他只能打伞乘车回上海。
自行车在我家，我放学回来，做好功课，这自行车就是我的玩伴了，我天天推着自行车去蹓车。那时我一年级，人小个子矮，刚开始只能一只脚踏自行车踏板，一只脚在地上蹬，车有了动力，人站在自行车上氽，时间一长，掌握了自行车的性能，想象大人一样跨在自行车三角架上骑，因车实在太高，28吋自行车，上下车有问题，我经常摔得鼻青脸肿，自行车也摔坏。可我不怕，人小，人矮，脚短，就右脚伸在自行车三角架上档下面骑“S"车。通过我认真吃苦的练习，自行车我能驾轻就熟了，我是宅上会骑自行车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只要放了学，生产队打谷场上就有我骑车的身影，蹬着“S"车，一圈又一圈的骑行，几百圈下来，经常汗流浃背，满头大汗。
不久，叔叔的“老坦克”自行车骑回上海了，我只能看着小伙伴们骑车了，因我家买不起自行车，我渴望自已快点长大，工作后赚钱了，去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届时也可在同伴面前炫耀一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小学毕业，没书读了，只能去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我挣了300多个工分，每个工分5角，年终分红时，扣除粮草款，全家3个劳动力分得了300多元人民币。我和父母亲商量，能否帮我买辆自行车，可苦于拿不到自行车购买券，生产队一年计划分配到一、二张自行车购买券，绝对轮不到我这初出茅庐的小不点。家人商量决定请车行里师傅拼装一辆重磅型的自行车，车架用白铁自来水管焊接而成的，后面书包架用16毫米粗的钢筋焊接制成的，整车170元，化掉了全家半年多的心血钱。在那时有这样一辆自行车，等于象现在家里买了辆重型卡车，生产队的伙伴们也很羡慕，围着观赏这辆无牌重型自行车。这一年我15岁。
家里有了这样一辆自行车，是多挣工分的重要工具，加上我早懂事，成熟早，15岁的我，和生产队20岁左右的小伙子们比摔跤，不会拜在下风。
那年代生产队交公粮、卖棉花、养猪场、养鸡场购饲料等运输，量大用水泥船载，量小只能用自行车。我的自行车是生产队里最能载重的车子，车上驼二、三百斤，我是常态骑行，有时购饲料要踏四百多斤，从上海到宝山，一口气骑二个多小时回家，为此我凭这辆自行车比同伴们多挣了许多工分和补贴。
姐姐回娘家，让我去接，姐姐加两个外甥囡，连我自已，一自行车四人接回家。生产队里有人生病送医院，或者产妇从医院回来，他们躺在劳动车上的躺椅上，我用自行车牵引他们回来，这辆自行车是那年代重要的运输工具。
进了工程建筑公司，经常会被派遣到别的单位去搭脚手架，领导觉得我骑这辆无牌超重自行车有点不合适，主动给了我张自行车购买券，我去买了辆凤凰牌18型自行车，灿亮的克罗米钢圈钢丝，在阳光照射下，会发出一闪闪耀眼的光亮，骑着这辆自行车驰骋在马路上，比现在开奔驰、宝马还要拉风，能赢得许多人注目和回头率。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出行经常开汽车了，但我会骑自行车去买菜或近距离办事，空闲时，我还会骑上奇安特牌变速运动自行车去锻炼一下。
我的生活离不开自行车，但时代变迁，自行车的作用也起了变化，自行车是我生活中的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