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读钱穆先生一本小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廓清了我的不少认知。现浅摘一二。
在谈到秦汉“统一政府”时，他说：
若用现代政治眼光来衡量，大家会怀疑，皇帝为什么要世袭呢？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立国体制和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寡。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先出所谓人民的公意。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以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
在谈到汉代“乡举里选”制度时，他说：
我们从此可以看出，这一制度在当时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途径。征服一切官吏，几乎全由此项途径出身。这样的政府，我们再也不能叫它贵族政府。郎官之中虽然也尽有贵族子弟，但究竟是少数。我们也不能称之谓军人政府，因郎官并不是由军人出身的。我们也不能称之谓资本主义政府，因这些郎官，都不是商人资本家的子弟。这样的政府，我们只能叫它做“读书人的政府”，或称“士人政府”。汉代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举而来。并不是由其血统上和皇帝以及前任大官有什么关系，或是大军人大富人，才爬上政治舞台。完全是因其是读书知识分子而获入仕途。这一情形，直从汉代起。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即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到他们手里。
在谈到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职权之分配”时，他说：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之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那一人贤，就采纳那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看书慢，未完，待续。
